“我们在乌克兰的白采尔科维附近编了队。发给我一辆‘吉斯—5’，我坐着它开到前线。嗯，关于战争用不着跟你讲了，你亲眼看见过，知道开头是怎么个情况。我常常收到家里的来信，但自己却偶尔才奇一封信回去。有时候你在信里写道，一切平安，有些小接触，现在虽然退却，但不久可以集合力量，到那时就要让德国佬尝尝滋味了。别的还有什么可写的呢？日子那么沉闷，根本没心思写信。再说，我这个人也不喜欢婆婆妈妈，喊怨叫苦，最看不惯那种爱哭鼻子的家伙，他们不论有事没事，天天给老婆情人写信，眼泪鼻涕把信纸弄得一场糊涂。说什么他的日子很难过，很痛苦，又担心被敌人打死。这种穿裤子的畜生，流着眼泪鼻涕诉苦，找求同情，可就是不想一想，那些倒霉的女人孩子，在后方也并不比我们舒服。整个国家都得依靠她们！我们的女人孩子要有怎样的肩膀才不至于被这种重担压垮呢？可是她们没有被压垮，终究支持下来了！而那些流眼泪拖鼻涕的脓包，还要写那种信诉苦，真好比拿一根木棍敲着勤劳的妇女的腿。她们收到这种信，可怜的人，就会垂下双手，再也没心思干活了。不行！你既然是个男人，既然是个军人，就得忍受一切，应付一切，如果需要这么做的话。但如果在你身上女人的味儿比男人的还要多些，那你干脆去穿上打摆的裙子，好把你那干瘪的屁股装得丰满些，至少从后面望过去也多少像个婆娘，你去给甜菜除除草，去挤挤牛奶好了，前线可不用你去，那边设有你，臭味儿也已经叫人够受的啦！
    “不过，我连一次仗都没有打满在这个时期里，受过两次伤，但两次都很轻：一次伤了胳膊上的肌肉，另一次伤了一条腿。第一次是中了飞机上打下来的子弹，第二次是被弹片击伤的。德国人从上头和旁边把我的汽车打了好多个窟窿。可是我呀，老兄，开头总算走运。不过，走运，走运，最后可走到绝路上来了1942年5月，我在洛佐文基城下，在一种极其狼狈的情况下被俘虏了：德国人当时攻势很猛，而我们的一个122毫米榴弹炮炮位上差不多没有炮弹了；我的车子给装上炮弹，装得车顶都碰到了；我自己干装运活儿，干得军服的肩膀都让汗湿透了。我得鼓足劲儿赶，因为仗打到我们的跟前了：左边不知谁的坦克在隆隆地响，右边在射击，前面也在射击，而且已经闻到焦味了
    “我们汽车连的指挥员问我说：‘冲得过去吗，索科洛夫？’其实还问这个干什么呢。同志们也许正在那边流血牺牲，难道我能呆在这儿不理不睬吗？我就回答他说：‘什么话！我应该冲过去，这就是了！’‘好吧，’他说，‘那就快去！开足马力！’
    “我就开足马力进去。我生平没有开过那样的快车！我知道运的不是土豆，运这种货得非常小心，可是弟兄们在那边空着一双手作战，一路上又是炮火连天，这种时候哪儿还谈得到什么小心呢！跑了约莫六公里的样子，眼看着就可以拐到村道、开到炮兵连所在的深沟里了。但这时候我抬头一看——嚯，圣母娘娘——我们的步兵在大路两边的原野上跑着，而迫击炮弹已经在他们中间炸响。叫我怎么办呢？总不能向后转吧？我就拼命开足马力！离炮位还有一公里的样子，车子已经拐到村道上，可是，老兄，我却没有能开到自己弟兄那儿大概是远射炮的一颗重磅炮弹落在我的车旁了。我没有听到爆炸，什么也没有听到，只觉得头脑里好原有一样东西破裂了。别的就什么也记不得了。当时怎么能保住性命，我不明白；在那离开排水沟八米的地方躺了多久，我也没法知道。等到清醒过来，可怎么也站不起来：我的脑袋抽动，浑身哆嗦、好像发寒热一样，眼睛里一片漆黑，左肩膀格格地发响，周身疼得要命，仿佛被人家狠狠地打了两天两夜。我在地面上爬了好一阵，才勉强站了起来。不过，还是一点也不明白，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我的记性丢得干干净净。可又怕再倒下去。我怕——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就完蛋了。我站着，摇摇摆摆，好保暴风雨中的杨柳。
    “等到恢复知觉，冷静下来，往四下里一望，我的心仿佛让什么人用老虎钳给夹住了：周围横七竖八地散着我运来的炮弹，我那辆车子翻倒在不远的地方，车轮朝天，车身给打得稀烂，可是战斗已经转移到我的后头去了叫我怎么办哪？
    “不瞒你说，这时候我的两腿发软，身子就像一束割下的草那样倒下来，因为心里明白，我已经落在包围中了，说的更恰当些，给法西斯俘虏了。是的，在战争中就有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