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安安在幼稚园的草地上松手放走一个粉红色的气球，气球上系着一张小纸片，写着两行歪歪斜斜的字：
    "我叫安安，今年五岁半，住在德国克伦堡麦河街六号，收到气球请来信。"
    十二月底，一个下雪的早上，胡须上沾着雪花的邮差送来一封信，给安安的信，来自波兰。
    邻居把波兰文译成德文：
    "安安先生您好。今天我收到了您飘来的气球。我今年三十六岁，名叫可兰波斯基。有三个孩子，分别是十八岁、十六岁、十岁。波兰通货膨胀得厉害，这里什么都贵，我们什么都买不起。我也失业了，今年冬天不知怎么过。我们住在华沙一百公里外一个小村子里。收到信后请给我们一个回音。"
    安安听完翻译，失望地说，"不是小孩！"兴致索然地走了。
    邻居说，"怎么样？要给这什么斯基寄个包裹去吗？这信分明是写给大人看的！"
    我摇摇头，觉得疲倦，"不了。于事无补。"
    中午，雪变成了雨，挟着冷风，扑打在玻璃窗上，一片肃杀之气。
    有人按铃。
    门口站着个年轻人，德国人。衣裳穿得单薄，早湿透了。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淋到眼睛里去。他打着哆嗦，嘴唇发紫地说：
    "请——请问您——你要不不要订订一份杂志？"
    我的天，是个推销员，该杀的。
    "我不要，对不起."我让他站在屋檐下面，雨水在他脚边淋成一个小潭，"我家的杂志有二十来种，读不完的，但是我可以给您一杯免费的热咖啡"
    他在发抖，青紫色的手指在胸怀里摸索，取出一张单子，哆哆嗦嗦话都说不清了：
    "明镜、明星、画报随便订哪一种，一种就就就好"
    "我不要，我真的不要——"
    我准备关门，年轻人突然哭了出来——或许那是雨水，不是泪水，他急迫地用呜咽的声调说："我已经走了一整个整个早上，只有两家订，我只要再一家，只要您肯帮忙。我就有救了"
    头发里的水不断滴到他眼睛里，眼睛里又不断流出水来，简直可怜极了，他哽咽着说："我明天就要被房东赶出去了，缴不起房租，只要您您肯订订一份，我就就——就可以回去交差"
    他停住了，就那么湿淋淋地望着我，像只从阴沟里出来的老鼠，腿站不稳，打着哆嗦，嘴唇发紫。
    我看着他，半晌，叹口气说：
    "对不起！我实在没时间再多看一份杂志。"
    对着他湿淋淋的脸，把门关上。转过身，背靠着门，觉得自己在生气，可是不知道在对谁生气。
    下午，竟然放了晴。从窗里望出去，一片湛蓝的天空，好像一点忧愁都没有。
    出了门，才知道那蓝色的晴朗是个假相，因为雨雪初化，蓝天下的世界冷得刺骨。
    大街被打扮起来，红花绿叶配着黄澄澄的灯，像蜂蜜般柔腻甜美的圣诞歌曲在街上荡漾。橱窗里站着红光满面笑呵呵的圣诞老人，毛茸茸的小兔小狗小熊小猪在电的操作下很可爱地向人摇尾点头。所有的商品都变成了礼品，包装得精致漂亮。我看到一只蓝色的马桶，马桶上系着一只巨大的金色的蝴蝶结。
    我也是那珠光宝气的人群的一分子；我是出来买礼物的。
    扎着金色蝴蝶结的马桶在玻璃窗里边，玻璃窗外边，墙角下，挨坐着一个女人，怀里搂着一个三四岁大的孩子。母子拥抱，守着地上一只空罐子。
    我看看马桶，看看这个女人，继续往前走。
    没有几步，停下来.回头看看那个熟睡中的孩子。冷，冻得他两颊通红，鼓鼓的。
    我又踱了回来，站在女人前面。她裹着围巾，两眼盯着地上的罐子，里头有些零钱。
    我又拔腿走开。
    又回来。那小孩张开了眼睛。
    又走开。又回来。
    我终于来到这个女人面前，蹲下来。
    "这个孩子很冷，"我握着孩子肥短的手，"您从哪里来？"
    女人有气无力地说："南斯拉夫。克罗埃西亚。杜若尼克。"
    杜若尼克，那个拜占庭时代的老城，被炸毁了一半的荒城。
    "您丈夫呢？您没有家人吗？"我问，感觉背后不断流过的人潮。
    女人淡淡瞄我一眼："死了，都死了。"
    "您来德国多久了？您住在哪里？"
    "四个月了。住在一个营帐里。"
    小孩瞪着清亮的大眼。
    "这么冷，"我说，"您要不要到我家里去吃点东西？我用车再把你们送回来。"
    女人摇摇头："不能离开。您把饭带来这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身边来了个小男孩，背着个风琴，提着一盒披萨饼。他把身上七七八八的东西搁在地上，然后对我说：
    "她要留在这里赚钱，不能走开，可是，"小男孩笑着，露出两颗大大的兔宝宝门牙，"我可以跟你去吃饭。"
    我们在餐馆坐下。阿土点了香肠、薯条、百事可乐，每样两份，持会儿带出去给女人吃。
    "你几岁，阿土？"
    "七岁！"阿土说，"你呢？"
    "我八岁，"我说，"比你大。"
    他满意地点点头，大眼睛一转，问："你怎么有那么多钱？"
    他指的是我刚刚付账时拿出来的百元大钞。
    "我的钱也不多，"我解释着，"我有两个小孩要养，一个跟你差不多大。我要很辛苦地工作才有钱——"
    "你做什么？"他的嘴巴塞满了食物。
    我想了一下，回答："我每天到办公室去。"
    "在办公室做什么？"
    "嗯——"说，"写字。"
    "哦！"阿土显得惊讶，他笑着说，"我以为你是清洁妇，打扫办公室的。"
    "我也是个清洁妇没错，"我帮他切香肠，"我还煮饭、洗衣、带小孩，我的工作有好几份。"
    "难怪你有钱。"他点点头。
    "阿土，街上那个女人是谁？"
    "是我妈妈的朋友，所以我妈要我照顾她。"
    "你妈妈在哪里？"
    "我妈？"阿土吧啦吧啦喝着可乐，"我妈死了！"
    "怎么死的？打仗吗？"
    "不知道。我爸走的时候也没跟我说清楚。"
    "你爸哪去了？"
    "不知道。他到很远的地方去——可不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打仗你知道嘛！我爸不回来了。"
    "那谁照顾你？"
    "照顾？"阿土似乎觉得滑稽地笑起来，"我照顾爷爷，爷爷病了，躺床上不动。奶奶做饭。"
    "你们也住营帐里吗？"
    "我们不住营帐，我们住公寓。"阿土的眼睛流转着观看四周，似乎对吃没兴趣了，"那个女人就住我们隔壁。"
    "公寓隔壁？"我问，"那个女人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哦——"他伸出指头开始数："她、她丈夫、她侄儿——她侄儿也是个大人，每天去上班，三个小孩，阿敏七岁，常跟我打架，他很坏，还有小桑妮，只有一岁，还有姨婆算不清了。我妈说她姨婆脑子有毛病——"
    "你妈妈，"我说，"你不是说你妈死了？"
    "对对对，"阿土敲敲自己脑袋，"我老说错，我是说我奶奶，我奶奶啦！"
    "等下我拉琴的时候，"他眨着明亮的大眼，愉快地看着我，"你要给我多少钱？"
    我说我得想想看，然后注意到盘子里剩下大半的菜。
    他耸耸肩："刚刚街上有太太请我去吃披萨饼，我已经吃过了。吃不下了。"
    在晚餐桌上，我把下午和阿土的邂逅说了出来。我知道我不该说的，因为，你看，还没说完，丈夫就在那头哈哈大笑：
    "哇塞！只有你这种傻瓜会去上吉普赛人的当。今天南斯拉夫打仗，她们就说是南斯拉夫来的，明天阿塞拜疆开火，他们就变成阿塞拜疆人了。过几个月莫斯科打起来，他们就全是俄罗斯人了。来来来，为咱们的慈善家干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