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常常出去。道静就留在家里看家、做饭、洗衣、应酬主顾。
    这天午后大姐又出去了。道静抄好了一份文件，就动手和起半小盆玉米面。她熟练地捏好了六七个窝头蒸在锅里。当她在脸盆里洗手的时候，忽然侧过了头注意地倾听着什么--“哎唷！我操你铁路局的奶奶！”
    这是一声轻轻地呻吟夹杂着怨忿的咒骂。道静一听到这声音，立刻像母亲听到了自己心爱的幼儿的啼哭，匆忙地把手巾一丢，三脚两步就奔向隔壁房间里去。
    一间幽暗的闷臭的小屋里，在靠窗的一条小炕上躺着一个面色焦黄头发很长的年轻人。
    他有两只很大的但是疲惫无神的眼睛，高高的颧骨好像镶在脸上一样突出着。他一看道静走进屋里来，立刻也好像孩子见了妈妈似的，掩饰不住地露出了天真的喜悦。
    “大姐，您又过来看我啦！”他在枕上仰起头来，没有血色的嘴唇扭动着，孩子般露出了真挚的羞怯的微笑。
    “你躺着别动！”道静弯下身去制止着他，“大哥，你要喝水吗？这会儿痛得好点没有？”她拿起一只破杯子从水壶里倒了一杯水递给这青年。她的声音又亲切又温柔，“我们蒸上窝头了，一会儿熟了，你趁热吃一个。老大爷又出去了吗，你别着急，慢慢会好起来的。”
    奇怪，这青年刚才还在呻吟，还在悲愤地咒骂，这会儿一见道静，他就老实了，服服帖帖地像个小孩子。他睁着无神的大眼睛凝视着她，慢慢地两行热泪滚到了污黑的枕头上。
    “张大姐，您，您，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呀！”
    这时，站在炕边的道静反而不好意思起来了。这个青年人也差不多二十一二岁了，他口口声声叫自己大姐。而且，在孤单痛苦中，对真切关心他的道静“母女”俩，他竟产生了一种亲人的感情，他总希望她们过来看他。他有时故意呻吟，有时轻轻敲墙，有时还忍不住直接喊着张大姐。可是，道静是很忙的--在家里要抄写，要分发文件，又要洗衣做饭，还要出去联络奔走……但是不论怎样，对这卧床不起的病邻居，她好像不自觉地负起了一个母亲、姐姐，也好像护士的责任。
    道静和大姐住的这地方，是个劳动人民杂居的小后院。这后院一共有三间北房，她们租了两间，另一间住着光棍父子俩。儿子是从铁路上被裁下来的失业工人；父亲原先也是铁路工人，现在只能当个小工，或者挎着篮子做个小买卖。但是奔跑一天，父子俩还是不断挨着饿。
    这个年轻工人名叫任玉桂，原是平汉路火车上的司炉。因为煤块砸伤了腿，好几个月不能上班，结果叫路局裁下来了。
    他失了业，腿又化脓不收口，就成天瘫在小土炕上受着煎熬。
    当大姐和道静刚搬过来看见他时，病痛、饥饿、缺乏照顾，任玉桂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但是一个多月以来在这邻居“母女”俩的照顾下，任玉桂有了起色。道静和大姐借着送活的名义，每天都要出去工作的，可是无论她们谁在家，只要看见任玉桂家的火炉还没生，她们就替他生上火；要不就给他送些汤水。任老头成天不在家，她们也常把老头留下的冷饭热好端给他。如果老头没有给儿子留下吃的，在过去，任玉桂就只有饿着等父亲赚了钱买两个窝头给他带回来，现在道静母女绝不叫他饿着，虽然她们的生活也很困苦。尤其道静因为在家的时间比较多，更多地照顾着这青年，因此这年轻的病人对她也就产生了格外亲切的情感。
    道静和任玉桂坐了一会儿，就回到自己屋里。等窝头蒸熟了，她把两个热窝头刚刚包好想去送给任玉桂，刘大姐就迈进门槛了。道静见大姐回来，放下窝头，悄悄问道：“妈，今天听到什么消息吗？有文件带回来没有？”
    大姐脱下一件旧蓝布夹袍，喝了一口水，坐在凳子上喘息一下说：“我才听说，最近中央发表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好像是对于时局的主张的，可是还没有看见。秀兰，这半天家里没事吧？”
    “没有。这文件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不知道红军打到哪里了，心里惦记着……妈，你饿吧？刚蒸了窝头，才出锅，你吃一点。”
    “不饿。秀兰，包起来的是什么？”大姐看见了放在桌上的小包。
    道静看看准备送给任玉桂的窝头，不觉红了脸：“窝头。我想留下咱们明天吃的。”
    大姐突然笑了。她眯着细细的眼睛看着道静温和地笑道：“傻孩子，我知道你又在耍把戏--你把窝头拿给任玉桂，然后，你告诉我，你已经吃饱了。剩下的好都给我留着。可是自己饿着肚子。这不行哦，自己的身体也要紧。”
    道静难为情地笑着：“妈，你真聪明。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
    任老头常常挎着篮子叫卖一天也挣不了一两毛钱，咱们能叫他--一个重病的人……”
    “对！秀兰，你这样做是好的，赶快给他送过去吧。可是，我不准许你再瞒着我，你必须吃饱。还有，你不要同他讲到政治方面的事。”
    “嗯！”没等大姐说完，道静就跑着把窝头给任玉桂送去了。对于这个骨瘦如柴的病人，她的心中滋生着一种崇高和无私的友爱，对于他的每一点帮助，看见他的病体的每一点好转，都使她感到极大的欢快与慰藉。
    但是任玉桂的父亲任老头却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开始他不理道静“母女”，虽然住街坊，他却成天耷拉着脑袋哭丧着脸谁也不理。后来见道静“母女”对他儿子很好，他脸色虽然好看一些了，但依然不跟她们说话。有时道静坐在他们屋里和任玉桂谈些铁路上的事，谈到“二七”平汉铁路的大罢工，儿子的眼里燃起了热情的光芒，脸上有了激动的红色，老头儿却像个木头橛子坐在板凳上睡着了。因此道静心里有些讨厌他，大姐也嘱咐道静不要同他们谈政治方面的事，尤其不能暴露地下工作者的真面目。可是道静却忍不住要对任玉桂谈起政治方面的事。她的热情使她忍耐不住地说起来。
    于是，任玉桂渐渐变了。他不仅身体变得健康一些，而且精神也变得愉快了。从前，他躺在炕上无聊时，不是呻吟就是咒骂；要不，就看些《七侠五义》、《封神榜》或者《啼笑因缘》、《金粉世家》一类小说来解闷。现在在道静的启发下，他阅读起她偷偷拿给他的《大众生活》、《世界知识》等进步书刊来。当道静在屋里工作时，她常常被一种轻轻的敲击墙壁的声音呼唤到任玉桂的屋里去--这时多半是刘大姐和任老头都不在家的时候。
    “张大姐，您给我讲一点--唉，您有工夫吗？我又麻烦您啦！什么叫阶级斗争？
    什么时候咱无产阶级才能--才能胜利呢？”
    而这时，道静就兴高采烈毫不顾忌地给他讲起来。
    但是在她和任玉桂讲话的时候，常常发现老头儿在门外偷听。他回了家：悄悄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不声不响地听着。竟有一次，当道静从他们屋里走出来时，他突然拦住她，悲哀而又恼怒地瞪着道静说：“大姑娘，您行行好！别再要我爷俩的命行不行呀？”
    道静很生气。这个老头子是个多么奇怪的人呀！
    以后老头子没有再说这类话，只不过还是悄悄坐在门外的台阶上偷听着。
    江华常到她们这儿来。他是作为主顾来洗衣服的。来了接个头总是很快就走。有一天他又来了，脸色分外的喜悦。他把一包衣服--里面包的是一大叠秘密印刷品--放在床上，打开来抽出一张交给大姐。大姐看看又给了道静。道静急忙低头读起来。这是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就是后来振奋全国的“八一宣言”。大姐在前些天曾提到的中央对时局发表的重要文件就是这个。道静在前两天也已经看见过了。但当现在市委印成了宣传品即将向广大群众散发的时候，她又仿佛是第一次看见一样，心头充满着欢喜和兴奋。读着，读着她不由得看了江华一眼，低低地读出声来：……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弟兄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
    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傜、黎、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她念到这里抬头一望，想不到江华和大姐早已围在她身边，也跟她一起无声地念起来了。只见他们的嘴唇颤动，眼睛发亮，虽然听不见声音，但是他们内心的兴奋与激动，她已经看出来并且感到了。道静拉住大姐的手十分喜悦地说：“妈，你看，说得多好呀！”
    “秀兰，这样，打垮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咱们离胜利就更近了！”大姐笑着，两只手分开，同时用力拉住江华和道静的手。她那样激动、那样热情、那样像青年人一样欢快活泼的神色真是少见的。
    三个人同时凝视着这一张薄薄的传单，沉默了一下，江华笑道：“我今天特别高兴，也为这个--我们的党是更加伟大了。遵义会议之后，确立由毛主席领导革命，中国的局面就将要大大改观。”说到这里，窗外突然有一个老头子的声音喊道：“查户口！查户口！有什么查头！一个病孩子躺在炕上快死啦。”
    迅速地紧张地然而又是悄无声息地，道静和江华把床上的印刷品小心地藏到了碗橱里，大姐就镇静地站在窗前向外了望着，只见任老头站在外院通他们里院的二门上，对着外院的什么人--当然是来查户口的警察--不满地大声喊叫着。一下子，大姐和道静什么也明白了！原来，原来这是一个善良的而又有心计的老头儿。他回答道静“母女”对他儿子的照顾的，不是谦卑的答谢，不是感恩的言词，而是实际的叫人不知不觉的暗中的保护。无疑的，老头子早已看出他的邻居不是一般的洗衣妇了。
    大姐回过头来向江华示意，于是江华顺手拿起床上的一叠洗熨好了的衣服，慢慢地、不慌不忙地向门外走去。接着大姐拿出自己的户口簿，也不慌不忙地向走向门来的两个黑衣警察迎了出去。
    查户口的警察走了之后，大姐严厉而且愠怒地对道静说：“秀兰，你知道你的错误吗？
    ……你违犯了地下工作的秘密原则，你知道吗？你不该轻率地、任性地暴露我们的面目。
    幸亏这是个有良心的老头，不然，“大姐的脸色和缓一些了，停了停，她沉重地低声说，”你要知道我们的阶级、我们的党正是需要铁的、严格的、丝毫不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可是你检查一下，你在这上面怎么样……”
    道静低着头，半天没出声。终于，她抬起了头，用痛苦的深深自责的眼光看着大姐，说：“妈妈，请相信我！我诚恳地接受了教训，接受了你的批评……”
    大姐点点头。沉了沉，她忽然告诉道静说：“你认识的那个戴愉，组织上已经查清楚：是个叛徒、奸细……咱们难道还不该提高警惕吗？”
    道静好像听到了什么惊人的消息般，震动了一下，“啊！他真是奸细？”她好像还有点不相信似的。
    “不会错的。”大姐说，“江华对这个案件下了功夫，组织上从各方面搜集到不少材料，这才闹清楚。”
    道静没的说了，可是好半天她还愣在地上，愤怒地用力咬着嘴唇。
    当天夜晚，任老头忽然走进道静她们的屋里，站在当地问她们“母女”俩：“请你们告诉我实话，你们都是共产党吧？”
    道静“母女”许久没有回答他。这老人问的多么突然而奇怪呀。
    “告诉我没关系，我不会害你们的。有点东西我要交给你们--我该告诉你们……”
    说着话老人从怀里掏出一件污旧的白褂子，上面有着大片陈污的血迹。老人提着这件血衣，手微微颤抖：“可找着主儿了！把这衣裳给了你们吧。唉，不容易，好不容易，放了两年啦。”
    “老伯，倒是怎么回事？说个明白呀！”道静惊奇地问老人。
    “别着急。我看看外边有人没有，回头说给你们。”
    这是两年前的秋天，在一个黑漆漆的夜里，又是大风又是大雨。这时，任老头是清风店小站上的扳道闸工人。半夜里，他刚把一趟车送走了，回到铁道旁边他临时休息的小屋里，烤干衣服想睡会儿觉。忽然他的小门吱吱响了，跟着踉跄闯进一个浑身是血的年轻人。这下子可把老头吓一大跳，这样大风大雨的夜里，这是人还是鬼呀！他吓得还没张嘴，那个奇怪的年轻人说了话：“大伯，救救我！外面有人追……”
    “你是土匪吗？”老头惊魂不定地问。
    那年轻人摇摇头，惨白的脸上还带着笑：“不是！”
    “那，那，你是什么人呀？你不说清，我可不敢留。”
    青年人拉住老头的手无力地摇晃着。他的手像死人一样冰凉。
    “我是小学教员。我们不是为自己……国民党抓住我要送我上北平，我逃跑……受了伤。”
    就在这一霎间，老头看出这年轻人多么像他的大儿子任玉彬呀！--长的像，说话也像。他曾经有过一个大儿子，也是铁路工人。“二七”罢工之后，在郑州叫吴佩孚枪毙了。他活着时，参加了共产党，老头反对他，他常说他们不是为自己。他说：人光为自己活着是没有意思的。现在这年轻人也说不是为自己--那么，他也是个共产党吧？于是，老头留下了他，给他脱下雨和血凝成一片的衣裳，把他被枪打伤的胸部用自己的裤腰带捆扎住，然后又把自己身上的一件干衣服脱下替他换上。他想留这年轻人藏在这屋里，等雨停了再走。可是年轻人摇摇头说：“老伯，谢谢你，不用了。能够换上你的工人衣裳我就能逃走了。我还有好些事情要做呢。你姓什么？我忘不了你的！”
    那年轻人像他来的时候一样，匆匆忙忙地打开屋门冒着大雨走出去了。不，爬出去了。
    老头光着身子送他到门外，还没等进来，忽然那年轻人又爬了回来。在大雨中他痛苦得歪扭着脸，声音微弱得刚刚听出来：“我的伤很重。大伯，我恐怕活不成了。我不愿死在你这里--连累你。请你留下我那血衣，将来有机会--我虽不是个共产党员，可是也请你转告我们的党，我已经为无产阶级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叫赵毓青，河北博野人……”
    老头站在雨地里，望着茫茫黑夜的无尽头的远处，眼泪簌簌地往下流。他的儿子，他的亲爱的大儿子也是这样一个直到最后一口气还在念着共产党的人呵。
    “赵毓青！”道静轻轻喊了一句，就被泪水咽住了。
    “你们要是共产党，就把这件衣服收起来。”老头的眼睛红了，眼泪直在里面打转，“早先我为什么不叫你讲……”他看了道静一眼，缓慢地说，“因为我大儿子--我大儿子也像赵毓青一样死了。我怕老二还走这条道。可是后来我明白啦--我常坐在台阶上听着，慢慢地什么也明白了。”
    大姐默默地看着老头儿。道静却抱住那件血衣坐在床上发呆。老头儿惊异地盯着这个奇怪的姑娘：“这，这是怎么回事呀？”他怔了一会儿，呐呐地、半吞半吐地低头看着地对道静“母女”又说：“他大婶、大姐，还有句话说：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们爷俩的地方，我，我能豁出命去……我要为我那大儿子报仇，为赵毓青报仇……”
    道静擦干眼泪，走到老头儿的身边，想拉老头儿的手又有点不好意思。沉了一下，她笑笑，大眼睛闪烁着一种深沉的、热情的光芒：“大伯，我今天才明白您--您，您真是个好人呀！”
    “我今天也才真正明白了你们娘俩……”老头儿也笑了。
    他多皱的瘦脸第一次露出了衷心的欢喜的笑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