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兑民间金银和外币。尔后物价失守，金圆券一路狂贬，令民怨持续发酵，政府被迫宣布在中国银行以远比黑市价格低的纯金，允许上海市民拿1000元金圆券（每日牌价上调）换兑黄金1市两，但每天限售1000两，先来先购。因有百倍的利润及保值，成千上万的市民都到银行去排队兑换。在市民排长队等待兑换黄金的当口，蒋介石却将原本用于金圆券发行准备的巨额国库黄金悉数南运，民众的焦灼顿时变成了绝望的疯狂：1948年1月4日，等待兑换黄金的人们情绪失控，为挤进银行，不顾一切争抢、冲撞、踩踏，酿成7死45伤，也就是后来的“黄金挤兑惨案”。
    挤兑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当局立刻宣布停止以金圆券兑换黄金。这一举动彻底切断了民众的希望。面对军费开支不断加大、战局日渐糜烂，更有李宗仁等政敌步步紧逼下野的窘境，蒋介石早已无暇顾及百姓的死活，他只是知道失去政权后绝不可能继续掌控金库，所以必须争分夺秒地将黄金运出。1949年1月1日，又有60万两黄金自上海海运离开，其中50万两秘密运台。
    国民党军在战场上的溃败，让蒋介石的下野已成定局。在下野前，蒋介石必须制定一纸合法通行条，才能在下野后继续运走国库黄金。他的办法是以军费名义调拨预支剩余国库剩黄金。但国民政府财界对此意见不一。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徐堪就是委婉的反对者之一，他担心此举会导致国库极度空虚、诱发挤兑风潮，后果不堪设想。对此，蒋介石特别派蒋经国前往上海接洽俞鸿钧，沟通军方落实运力及安全保障，同时向财界持反对意见者施压，最终双方达成妥协：拟订一份“草约”，先从国库“预支”军费的半数。1月11日，吴嵩庆收到指令，立刻办理把黄金转成军费的相关草约。这是蒋下野后仍能运走国库黄金的关键。
    1月16日，蒋介石亲自约见俞鸿钧及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蒋经国在其日记中记载：“父亲约见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盖欲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也。”
    1月0日清晨6点，海军的“海平号”、“美朋号”、“昆仑号”、“峨嵋号”等舰艇，装载着90万两黄金、000万枚银元及7000万美元驶离外滩码头时，尚有500箱银元未及装船，此时距蒋介石下野只剩18个小时。在这之前，蒋介石已专门任命自己的侍卫长石袒德为警备司令，先行到达厦门，为运金事务打前站。到了月初，运输黄金的任务已大致完成。这一点，现存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国国民党大事典》可以佐证：“至本日为止，中央银行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
    在黄金转运过程中，发生过一件谜案。事情是这样的：在1月10日和1月0日装运的两批黄金，并没有直接运抵台湾，而是运到了厦门鼓浪屿上的中国银行地下金库（现鼓浪屿晃岩路0号）。然而令人费解的是：鼓浪屿的这两批黄金居然完全没有列入台湾“央行”黄金收支账目。台湾“国防部”档案中也独缺1949年军费预算和支出资料方面的记载。
    由于有蒋介石与政府达成的草约，“央行”名正言顺地转出了国库中的黄金，收纳在“吴嵩庆”个人户头上。“黄金到底用到哪些部队，吴嵩庆肯定很清楚，他不能留下记录。”吴兴镛在研读过父亲的遗稿后推断，失踪档案中有一部分应是被故意销毁，另一部分可能压根就没有记录。台湾档案资料显示：1949年1月7日，“央行”交付117箱档案送上了自上海开往台湾基隆港的“太平轮”，途中轮船沉没于浙江舟山外海，5名央行工作人员及上千箱央行档案都随船沉没。而黄金草约很可能就在其中。不过，吴兴镛查阅往来文书后认为，随“太平轮”沉入海底的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央行账册，因此更完整的档案很可能在广州、重庆、成都或台北的“央行”档案内。
    据蒋介石《大溪档案》显示：拨到吴嵩庆名下的黄金，分成6批完成，共70万两。但运到鼓浪屿的黄金总数却是近100万两。由于运抵厦门的这些均以“军费”名义入库，所以由蒋介石直接控制，1949年7月，存在厦门的黄金继续往台湾运。在广州的吴嵩庆于7月14日的日记中写到：“……今日得电，厦门存金均可照计划运送，此事办毕，可省却一心事。”
    厦门的黄金从厦门到台北多是用飞机运送，当年参与黄金空运的飞行员杨荣志后来回忆说，那些黄金装在箱子里，一箱箱很重，必须两个人抬起搬运到飞机上。杨荣志时任国民党政府空运队第0大队大队长。他说：“那是1949年春天，大陆情况甚是危急，第0大队奉命载运人员及物资，运输机往来大陆与台湾很多趟才完成任务。”第0大队因此被称为“黄金大队”。
    蒋介石下野后，俞鸿钧随即去职，接任“央行”总裁的刘攻芸认为，“以蒋介石下野之身，委实不宜继续下令搬移国库存金”，因此对蒋氏父子一再催办的黄金密运事宜置之不理、一再拖延。1月8日，以“央行”常务理事身份在上海继续筹划黄金密运的俞鸿钧，密电蒋介石“请经国兄催办”，催办的对象正是刘攻芸。这时，距离蒋下令全部划出国库黄金已18天——此间，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勤总部总司令郭忏三人，于1月0日，奉命一同抵沪，与吴嵩庆一道拜会刘攻芸，配合俞鸿钧的极力劝说。刘攻芸终于动摇，同意交出国库剩余黄金、银元。月日，俞鸿钧再次致电蒋经国，称“沪存金银已洽刘总裁迅运，此间事务，大体就绪”。可知俞鸿钧终于说服了刘攻芸。
    月6日，空军运输大队所属南京明故宫机场、上海江湾机场同时接到紧急动员令。入夜时分，两地运输机队一同起飞，载着55.4万两黄金直奔台北松山机场。至此，南京国库已然搬空，上海国库则只留了0万两。而台湾已有当时国库黄金总数的十分之六，共00.4万两。等到李宗仁发现国库黄金被搬空，已是月17日。李宗仁立即严令刘攻芸，不得再将存金运到他处。刘攻芸没有答复。李又致函陈诚，要求运回黄金，并动员桂系立法委员施压。陈回函称“此事归属央行管辖，请找央行协调”。李再找“央行”，刘攻芸答复：“黄金现在已经既定在保管中，不宜再运出去。”李宗仁的命令已是废纸一张，最终只能进入档案柜。
    李宗仁到底没能把黄金运回大陆，直至1949年4月日早晨，南京近郊已听到隆隆的炮声，“代总统”乘“追云”号专机黯然离去。李宗仁离去时，上海滩街头一派临战气氛。负责守卫大上海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除了率0万大军，支撑半壁河山，还有一项秘密任务：运出上海库存剩余的0万两黄金及万上海守军中的6万中央军嫡系。5月中旬，蒋介石连续给汤恩伯发了五封亲笔信，信中明确指示，“除在沪维持金融之必要数之外，行留黄金万两，银元100万元”。亲笔信之外，蒋介石又派俞鸿钧从香港飞抵上海密会汤恩伯。随后，汤恩伯命令央行“除暂存留黄金5000两，银元0万枚外，其余存于指定之安全地点”。所谓安全地点，指的就是台湾。
    此时上海城外，解放军严阵以待；城内，以黄炎培之子、央行稽核专员黄竞武为首的金融界左派人士正在竭力阻止运走黄金。时间紧迫，船舰有限，汤恩伯决定动用可信赖的军方舰艇和招商局船只来运金。
    汤恩伯调动的运金船除了招商局的“汉民轮”外，还有军方舰艇“美朋号”和“中基舰”，装黄金的同时还满载了军人和眷属。经过两天两夜的装运，终于将所有黄金装上轮船。而这时的上海城内已出现零星解放军先头部队。按计划，“汉民轮”5月19日黄昏起航离港，可还没到吴淞口就挨了一颗炮弹，但是没有命中，炸弹掉到离船不远的水中爆炸了，“汉民轮”被迫停止行驶。第二天拂晓，才在国民党两艘军舰的护航下重新启锚。
    1949年5月7日，上海解放。运输大队长张振国率队分乘8辆卡车、扛着一箱箱人民币，直奔外滩的中国银行，将其送进了“远东最漂亮的第一地下金库”，“金圆券”时代宣告结束。
    上述第一批60万两黄金运台后，被用到哪儿去了呢？其中，最大一笔是1949年6月15日，陈诚以俞鸿钧受蒋介石指示，从“央行”拨还台湾银行的80万两黄金及1000万美元外汇做进口贸易资金，发行流通了与“金圆券”没有任何联动的第一批新台币（新台币最初发行额的准备金），并以1：40000兑换旧台币。同时下令停止“金圆券”在台湾流通。最初台湾民众对于运来大量黄金一事半信半疑。为了证明政府有足够的黄金发行准备，陈诚委托台湾衡阳路的一众银楼开办黄金储蓄存款，也就是新台币可以换黄金。
    在一年多的任上，陈诚还对台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三七五减租、币制改革、入境管制、戒严、整训军队、推行计划教育，不仅保住了国民党最后的落脚地，还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蒋介石日记》校阅者潘邦正认为，新台币赢得信誉和民心安定之间的良性互动，为台湾此后经济稳定奠定了基础。
    除作为新台币发行准备金之外，这批黄金也是国民党政府初到台湾时渡过艰难岁月的支点。据考证，蒋介石政府抵台初期几乎所有的支出都仰赖黄金：军队薪饷、每四年的经济计划、扶持和发展民营企业等。这让蒋介石政府深感压力，吴嵩庆也在日记中发愁“老本都吃完了怎么办”？到1950年6月，台湾库存黄金已经只剩三个月存量。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转向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第七舰队加入协防台湾任务，随后又恢复了为期15年的对台经济援助，援助总额高达15亿美元，台湾的财政窘境才告摆脱。
    关于从上海运出黄金的总量，1958年，俞鸿钧在“立法院”回答质询时说：“库存黄金抢运台湾，因系于非常情势之下奉命作紧急撤退，致携带账册不全，且所有原经办会计出纳等人员未能来台，致对撤退账务无法清理……”其后，因应外界传言有黄金短缺之嫌，195年月，台北地方法院向“央行”调查卷宗，之后至1956年的年多时间里，陆续有“监察院”三次及“审计部”一次的调查，“详查有关案卷及账册凭证，惟因账表残缺不全”，遂不了了之。而据吴兴镛统计，先后被蒋介石下令运走的有480万两左右的黄金，加上银圆、外汇等，加起来总价值约700万两黄金。
    1950年6月，蒋介石下令将大陆各地运到台湾和集中在军需署库房的黄金，全数缴回入库。（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