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日，在台湾中部秀丽的日月潭畔，古木掩映的涵碧楼中，刚从大陆败逃来台的蒋介石与儿子蒋经国正在登楼眺望。但此刻蒋介石无意于山水之间，而是在思考到台湾后怎样收拾残局。
    1950年月1日，蒋介石宣布，他在台湾恢复“中华民国总统”的职务。蒋介石复职后的迫切任务，便是安定内部，在新的人事安排中，蒋介石确立了一条原则，那就是确保蒋经国的地位稳固、顺利迁升。依照这一原则，蒋介石任命陈诚担任“行政院长”，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三军高级领导人也同时易人。
    一切任命完毕后，蒋介石给蒋经国留下的位置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一职，这一官衔虽然不高，但他交给儿子的权力却超越三军统帅，即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对大陆游击活动的派遣和指挥”。其后又在“总统府”里设了一个“机要室资料组”，也让蒋经国负责，“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统归其管辖、指挥”。这样一来，逃到台湾的一大批国民党元老如何应钦、阎锡山、陈果夫、陈立夫、顾祝同、白崇禧等纷纷遭到贬逐，台湾又成了蒋家的天下。
    新的人事安排大体就绪后，蒋介石腾出手来，整顿社会秩序。为了防止共产党的渗透，他提出“保密防谍”的口号。在此口号下，出动大批警察、宪兵、特务、军队，开始了大逮捕、大屠杀。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海南岛和舟山群岛，这等于割断了台湾的手足。解放军的下一步，必将是渡海解放台湾，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既定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又一次陷入混乱。为了“保卫大台湾”，蒋介石下令，沿海加建碉堡防御工事，组织防空演习，组织训练民众，整个台湾岛上，闹得沸沸扬扬，鸡犬不宁。
    1950年6月5日，蒋介石正吃早饭，蒋经国十分欣喜地进来向他报告，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一听，高兴得眼泪直流。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基于形势的变化，放弃了武力解放台湾的计划。蒋介石避免了灭顶之灾，在惶惶不可终日中度过了危机。
    蒋介石在台湾站稳脚跟后，一心要把权力传给儿子蒋经国，特别是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愿望愈是迫切。蒋介石就宣布改组国民党方案，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由16名委员组成，40岁的蒋经国跻身其中，为众所瞩目。
    但蒋介石知道，蒋经国年纪轻，阅历尚浅，因此，一些重要的部门，仍让一些有能力、可信赖的老一辈人物帮助治理，但对一些不服蒋经国，与蒋经国有隙的人物，蒋介石则坚决除掉。蒋经国与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发生矛盾。蒋介石知道后，“爱子之心，胜于爱民”，坚决站在儿子一边。他甚至派人将吴国桢小汽车的轮子拧松，蓄意谋杀吴国桢。吴一怒而远走美国。结果，蒋介石为儿子除掉了一个劲敌。
    不久，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因反对蒋经国在部队设立政工制度，孙蒋矛盾激化。在冲突中，蒋介石再次偏袒儿子，先撤掉孙立人陆军总司令之职，再借其部下“兵谏”之事，提出“孙立人兵变案”，将孙立人软禁，这样，为蒋经国扫除了又一个强硬的政敌，为蒋经国的顺利升迁扫清了道路。
    蒋经国的势力一天天膨胀，逐渐控制了岛上各个部门的实际权力。其后，在蒋介石的暗箱操纵下，蒋经国如愿以偿地登上了“行政院院长”的宝座。蒋介石在一心栽培儿子经国的同时，为了巩固国民党残余政权的统治，搞所谓的“反攻复国”，在台湾发展经济方面也下了些功夫，搞了一些令人瞩目的重要工程，如石门水库、台中港、石油化学工业建设、南北高速公路、高雄大钢厂等。一系列加快经济建设的措施为台湾经济的起飞起到了一定作用，蒋介石的脸上也露出了少有的微笑。
    蒋介石一辈子软禁了两个人。一是张学良，一是孙立人。孙立人堪称抗战名将中学历最高的人：他曾是清华大学是高材生，后赴美留学，先后毕业于普渡大学和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成回国，恰遇全面抗战开始，孙立人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两战均立下赫赫战功，遂在军界扬威立万。当然，这还不是孙立人最风光的时候。
    194年，孙立人率领新8师与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与盟军协同作战。4月19日，孙立人指挥了仁安羌之战，以一个半团800人的兵力，战胜数倍于己的日军，将被日军重重包围的7000英军成功救出。消息传出，中、英、美三国轰动。为此，蒋介石给他颁发了四等云麾勋章。罗斯福授予他“国会”勋章。英王乔治六世则授予他“不列颠帝国勋章”司令勋衔——据称，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这种勋章颁给外籍将领。
    之后，孙立人率新1军打通中印公路，纵横胡康与孟拱河谷的原始森林中，重创日军，打得日军强悍的56师团数万仅有二十几人侥幸逃脱。在孟拱河谷西南方的一个死谷里.竟有两干多名全副武装的日军无处逃生而集体饿死在高山密林里……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被称为“东方隆美尔”、在二战时期歼敌最多的中国将领，却在跟随蒋介石奔赴台湾后，被后者软禁长达年，成为历史上第二个张学良。在被软禁的日子里，孙立人将军一贫如洗，不得不靠种花卖花、养鸡卖鸡蛋来供子女上学读书……一代名将为何沦落如此？
    ”
    孙立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与蒋介石素来看重的黄埔系不是同一派系。孙立人甚至一生都没有加入过国民党。所以，在非常注重派系、党派关系的蒋介石看来，孙立人立功再多，也是“外来人”，得不到青睐和重用的。因此，当孙立人指挥新一军在东北进行内战时，孙与杜聿明不和，蒋介石只能是让孙靠边站——将他调回南京国防部任职，实际上已经远离战场。对于一名将军来说，还有什么比离开战场更痛苦的事情？
    蒋介石对孙立人其实相当猜忌甚至妒忌。这源于孙与美国保持的良好关系。孙立人早年在美国留学，在缅甸又与美军并肩作战，一度被美方任命为前敌总指挥，指挥包括美国大兵在内的盟军。1945年7月，应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之邀，孙立人赴欧考察欧洲战场，是中国唯一被邀请的高级军官。蒋介石竟然因此质疑孙立人：艾森豪威尔邀请你，为什么不邀请我？
    另外一件事情，也让蒋介石加深了对孙立人的不满。1949年月，美国远东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派特使来到台湾，邀请孙立人到东京与他会谈。有了上次的经验，孙立人这次学乖了。他没有马上答应，而是先通过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的陈诚，获得蒋介石的同意，才乘坐麦克阿瑟的专机飞往日本。在日本，麦克阿瑟告诉孙立人，美国全力支持孙“负责巩固台湾”。孙当即表示，“我只会打仗，不会搞政治，不会领导**”，要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应该说，这种表态是得体而严谨的。
    回到台湾后，孙立人再次通过陈诚，将会见的情形如实向蒋介石汇报。但是显而易见，孙立人的坦诚并没有打消蒋介石的猜忌。
    孙立人是一位职业军人，他崇尚军队国家化，反对大太子蒋经国在军队中推行政工制度。在这一点上，他与美军顾问团长蔡斯的看法一致。蔡斯负责台湾军援的执行和美援的发票签字权，颐指气使，法力无边，简直就是蒋介石的“上帝”。蒋介石无可奈何，只能在日记中恼恨地说，“吴（国桢）、孙（立人）屡屡挟外（美国）自重”。只是因为一方面当时台海局势严峻，必须依赖孙立人这样的干将防守台湾。另一方面因为孙与美国人的这层关系，可以利用孙立人周旋于美国之间，争取美国更多援助。
    所以，在不太短的时间里，蒋介石不但没有收拾孙立人，反而在1950年月17日，将孙立人擢升为陆军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三天后又加台湾防卫总司令。蒋介石还承诺，未来晋升其为三军总参谋长。从表面上看，孙立人风光无限，几成蒋介石身边最炙手可热的人物。
    但是很快，孙立人的好日子结束了。就在1950年6月底，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台湾的安全有了保障。孙立人的第一个作用被削弱了。1954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署。台湾被美国正式纳入“保护范围”，台湾不但不用缴纳“保护费”，美国还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提供大量援助。这样一来，孙立人的第二个作用消失了。
    从这一刻开始，蒋介石开始着实清理孙立人这一根“眼中刺”——在这之前的195年，蒋介石就罢黜了吴国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署的当月，孙立人被调任总统府参军长。这是一种明升实降的安排，让孙立人彻底解除了兵权。而没有兵权的将军，就像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但是，对于孙立人来说，噩梦才刚刚开始。
    1955年5月5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将孙立人的老部下、步兵学校少校教官郭廷亮以“匪谍”为名逮捕。一周后，台南又发生“兵谏”案，孙立人老部下00多人遭到逮捕。
    被捕后，郭遭到长达十几天严刑拷打，要求他承认谋叛。但他始终不肯承认。这时候，保密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向毛人凤建议，使用劝诱方式。于是，7月14日，毛人凤向郭廷亮诈称，说孙立人遭到诬告，如果他主动承认是“匪谍”，可立即消除孙立人的嫌疑。郭因此写下“自白书”，承认自己是“匪谍”。办案人员拿着“自白书”，又以此威胁台南“兵谏案”涉案人员，成功地拿到几十份“自白书”。
    在“匪谍”案和“兵谏”案发生之后，一时山雨欲来，谣言满天飞。很多人都劝孙立人远走高飞，离开台湾这个是非之地。可孙立人不以为动。或许他认为自己问心无愧，经得起考验。事实证明，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太傻天天真了。8月日，“总统府”第一局长黄伯度拿着几十份“自白书”来到孙立人官邸。在黄的胁迫之下，孙立人被迫写下“辞职书”，辞去总统府参军长职位。
    8月1日，蒋介石下令免除孙立人“参军长”职务，并成立由副总统陈诚为主任委员，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等为委员的“九人调查委员会”，调查“兵谏”案。两个月后，“调查委员会”做出结论，指责孙的部下郭廷亮“为中共工作”，利用孙的关系在军中联络军官，准备发动“兵谏”，孙未及时“举报”，亦未“采适当防范之措施”，“应负责任”。
    蒋介石最后以“纵容部属武装叛国、窝藏匪谍密谋犯上”的罪名，将孙立人送往台中软禁。
    其实，在“九人调查委员会”启动调查的同时，监察院也由国民党籍监委陶百川、无党籍监委曹启华、萧一山、王枕华、余俊贤等“五人小组”自行对“兵谏”案发动调查。与“九人调查委员会”的结果迥异，监察院认为郭廷亮等人没有兴兵作乱的情节，“匪谍”一说纯属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孙立人对此完全不应该承担责任。不幸的是，这份结果只是在监察院内部会议秘密报告，后被封存，不再公布。
    孙立人被软禁在台中市向上路，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在外人看来，那就是从1955年8月开始，这位蒋介石身边的“大好人”，突然人间蒸发了。凡是与孙立人有关的东西，都被有意铲除。孙立人送郑成功纪念馆的对联被摘，台北圆山太原五百完人纪念碑上孙立人的题字也被剜去。新一军的战史不能出版，虽然这是国民党抗战中获取的少数几个胜利，因为与孙立人有关……
    孙立人为官清廉正派，一生没有留下什么积蓄。有人说“官久必富”，孙立人听了不以为然地说：“为官哪有工夫去发财咧，只有官久必穷。”在软禁的日子里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补贴家用，孙立人用少有的积蓄买了一块山地，种点花草、果树，由夫人骑三轮车送到街上卖。后来，又买了一群鸡，以卖鸡蛋度日。四个子女的学费，也便是来自种花卖花、养鸡卖鸡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