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晚饭后，景红正在厨房洗碗，忽然听到客厅传来公公的怒吼声以及婆婆的大声呻吟。她来到厨房门口，看到一幅让她永生难忘的画面：婆婆躺倒在客厅，额头在流血。公公双眼通红，用最肮脏的话诅咒自己的妻子，他挥动扫帚，劈头盖脸地抽打妻子。婆婆抱着头，在客厅地面上翻滚、惨叫，还哀求说媳妇在家就不要打了。
    景红惊慌地逃到丈夫程森身边，道：“你快拦住爸爸啊！”
    程森看着这一幕有些麻木，面无表情，在景红催促之下，这才过去，吼了一句：“够了，别丢人了。”
    程森父亲骂道：“滚！”
    程森用手指着父亲，道：“别怪我今天不给你面子。”
    程森的母亲趁着儿子阻拦，连滚带爬地逃到里屋。
    离开公公婆婆家，景红惊魂未定，抓紧丈夫的胳膊，道：“你爸为什么打你妈？”程森道：“今天为了招待你，我妈做了冷吃兔，做得太咸了。放淡了，还可以加盐，放咸了，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爸很生气。”景红吃惊地道：“就为了一盘冷吃兔，你爸就打你妈，而且是下死手？”程森道：“他们就这样打打闹闹过了一辈子。”景红激动地道：“这是家暴啊，你不会也对我家暴吧？”程森斩钉截铁地道：“我绝对不会，别胡思乱想了。”
    景红相信了新婚不久的丈夫，因为，丈夫对自己非常好。
    第一次家暴发生在结婚后三个月，程森当年的承诺犹如放屁一样。
    景红出差回来，带着从出差地带来的土特产，兴冲冲地回到家里。刚进门，她就见到丈夫带着酒气，双眼血红，如野兽一般扑了过来，挥起拳头，不要命地狠砸了过来。景红如一条麻袋般被打倒在地，躺在地上，手里还提着给丈夫带回来的土特产。
    程森打倒妻子，并没有停手，又对着妻子后背猛踢几脚，骂道：“你这个臭婊子，跟着男人出差，是不是睡在一起了？”他踢了几脚以后，胸中那口恶气仍然没有发泄出来，找来扫帚，对着景红劈头盖脸地打过去，直到扫帚折断。
    景红在冰冷的地上躺了两个小时。
    早上，程森跪在景红身前，赌咒发誓自己会改正，并且再三表示道：“我是爱你的，否则不会吃醋。我是真心爱你，求你原谅我。”
    在程森的乞求下，景红原谅了丈夫。
    景红因自己一时心软留下了无数祸根。隔了许久她终于想明白，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只要开始第一次，就没有结束。
    第二次，程森在家暴以后，清晨再次给景红跪下。景红坚决要离婚。程森关了房门，再次把景红打倒，随后拿出了一把火药枪，威胁道：“只要你继续提出离婚，我就杀了你，还要杀你全家。”
    这一次，景红被打到昏迷。程森母亲赶了过来，带着景红到了自己兄弟的诊所。等到景红醒来，程森母亲幽幽地叹了口气道：“这就是我们女人的命。忍忍，也就习惯了。”
    景红坚持要离婚，程森又喷着酒气来到诊所，他举起菜刀砍断自己左手小手指的第一段，举起血淋淋的手指，威胁道：“如果离婚，那我就和景家同归于尽。”
    在赤裸裸的暴力面前，景红屈服了。
    外人看来，遭遇家暴离婚就行了，可是局中人想逃离家暴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这其中有经济因素，有个人性格因素，有家庭因素，有法律法规保障等因素，在此过程中，许多女人最终选择退缩和认命。
    程森每次家暴都在酒后，而且摸准了景红极为好面子的特点，专门打别人看不见的部位。也就是说，不打脸，只打肚子、胸等身体部位。
    随着施暴时间的延长，程森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一件小事都会成为他殴打妻子的理由。景红信息回复得晚或未回复，没有第一时间接听电话等，程森就会怀疑妻子与单位男同事发生不正当关系。中午喝酒以后，他等不及回家，就来到环保局门口，把景红叫下来，上车后便对她一顿打骂。
    景红自尊心特别强，在单位里是公认的业务骨干，很快成为后备干部，她认为如果同事知道自己被老公殴打是件很丢脸的事，在其恳求下，程森把景红带到距离环保局不远的公园，在野外施暴。
    往事不堪回事，程森死后，景红以为摆脱了噩梦，谁知，噩梦如影随形，总是平静的时候从心灵深处升起，让她怀疑人生。她在外人面前是环保局的科长，实权派，在当地很有社会地位，不少企业老板对她格外尊重。只有独居之时，景红才明白自己是被侮辱和欺负的女人。
    长期被恶魔般的丈夫施暴，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景红每天穿西服上班，西服里面却穿着成人纸尿裤。西服是给外人看的，纸尿裤则代表她最真实的状态。
    因为与程森交往的痛苦经历以及如今脆弱的身体，景红抗拒所有男人，下定决心独身直到老去。
    座机响起，在安静、黑暗的环境中格外刺耳，景红吓得一哆嗦，感觉屁股有些热。她知道大便又失禁了，由于穿着成人纸尿裤，便暂时没有处理，而是选择先接这个座机电话。座机电话是搬到此处才安装的，只有父母和弟弟知道，平时也不会打这个座机，只有特殊事情才会打这个电话。
    景军道：“姐，刚才我接到卢大队的电话，他和几个警察要来找我。这事过了这么久，怎么又来了？”
    景红道：“这一次是省公安厅的人。”
    景军道：“程森坏到流脓，死就死了，还要浪费警力。”
    景红道：“电话里别说这些事，说话注意点，别惹火烧身。”
    景军道：“没事，我知道怎样应对。”
    景红道：“别谈以前的事。”
    景军道：“明白。”
    打过电话不久，景军关掉电脑，将思路从设计图中抽出来，回想起姐姐前些年的悲惨生活，握紧拳头。
    卢克英带着三个警察来到了家里，景军客客气气地道：“卢大队，快请坐，是不是我姐夫的案子有了进展？”
    卢克英道：“程森的案子一直未破，市局相当重视，已经上报给省公安厅，这三位是省公安厅的。他们过来调查走访，是为了破案，希望你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景军讷讷地道：“我对姐姐和姐夫家的情况知道得不多，我是搞设计的，每天就和图纸打交道。虽然都在湖州，但是一家人一年其实也见不到几面。”
    侯大利脑中不停变化着“杨梅”和“景红”的面容，这两个人面对自己遇害的丈夫时，态度出奇地一致，并且相当冷漠，仿佛警察问起的是完全不相干的人。他坐在景军面前，自我介绍后，道：“你姐和姐夫是哪一年结婚的？”
    景军用手扶了扶眼镜，道：“让我想一想，我姐和姐夫结婚时，我在上大三，是2000年吧。”
    侯大利道：“你姐和姐夫的感情怎么样？”
    景军道：“也就那么回事了，结婚过日子，感情不重要。”
    侯大利道：“你姐和姐夫结婚几年，为什么一直没有要小孩？”
    景军道：“这是我姐和姐夫的事情，我怎么知道？我是搞技术的，平时很宅，不太管其他人的事情。”
    侯大利道：“你姐有没有关系比较密切的闺蜜？”
    景军摇头道：“我还真不知道。我们虽然是姐弟，她成家以后，还是主要生活在程家，我们见面的时间不太多。”
    与景军接触之后，侯大利在下午两点召集专案二组再次讨论了杨梅和景红为什么会对丈夫如此冷漠，几乎像是逃离了原先家庭的问题。
    侯大利提出问题以后，樊勇最先发言，道：“赵代军和程森都有嫖娼恶习，哪个女人能够容忍这种行为？杨梅和景红都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更不能容忍丈夫嫖娼。我认为她们对遇害丈夫冷漠的原因就是对方嫖娼。”
    秦东江立刻反对道：“我觉得不是嫖娼，丈夫嫖娼，妻子应该暴跳如雷。丈夫遇害后，妻子还是会悲伤，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大利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赵代军和程森遇害后，杨梅和景红都如逃脱牢狱一般离开了原来的家庭，再也不回去。两个人的行为非常相似，其原因值得我们深究。湖州刑警支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或许这就是我们的突破点。有没有可能是杨梅和景红都遭遇了家暴，丈夫死了，她们才得以解脱？若是真存在这种情况，杨梅和景红都有杀人的嫌疑。”
    戴志和张剑波来自湖州刑警支队，二人相视一眼，意识到当年确实忽略了这个问题。
    “家暴”两个字进入脑中，侯大利瞬间有些走神。他沉默了片刻后，道：“如果丈夫既有嫖娼行为又有家暴，妻子极有可能会视原来的家庭为牢笼。不管是家暴还是嫖娼，总有一个原因或者两个原因共同作用才能让杨梅和景红变得如此冷漠。冷漠形成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调查重点。我们就从杨梅和景红的社会关系入手，有三项继续深挖的任务，第一，杨梅有一个闺蜜叫赵燕，是杨梅和唐辉的大学同学，也在湖州工作。闺蜜掌握的情况往往比家人还要多，就如邱宏兵案中的蒙洁。吴雪和张剑波准备走访赵燕，做好询问预案。第二，我们还得调查杨梅和景红的父母，了解其冷漠的原因，江克扬、樊勇和戴志负责此项调查工作。第三，当地居委会和各自单位往往掌握了很多情况，我们还要重点到杨梅和赵代军、景红和程森所在地的居委会以及各自工作单位去了解情况，我、秦东江和卢克英为一组。”
    安排妥当以后，各组分散行动。
    秦东江坐上副驾驶位，看着侯大利细致地戴上手套。在最初接触之时，他觉得侯大利矫情，如今接触久了，也就习惯了他的白手套。汽车启动后，他拉上安全带，道：“大利，你其实已经把三个案子串并在一起侦查了。”
    侯大利道：“我从来没有反对串并案侦查，只是认为从迷药入手肯定会受阻。原因很简单，湖州刑警支队已经将迷药查了个底朝天，我们无法比他们做得更好。”
    秦东江道：“既然不反对串并案，那就应该把三个案子都看完后，再布置下一步的侦查工作，这样更全面。”
    侯大利道：“各市上报到省厅的都是疑难案件，如果我们完全照搬湖州刑警支队的侦查思路，必然会得出相同的结果，会遇到相同的阻力。我们不能下车伊始就随意提出新思路，所有新思路都必须有事实支撑，否则，对侦破工作有害无益。我暂时把三个案子看成独立的案子，用新发命案的思路重新走一遍。如果运气好，或许就能有所突破。”
    秦东江笑道：“大利也相信运气？”
    侯大利道：“一方面破案有时就得靠运气，大家都是内行，这一点我不讳言。另一方面，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没有准备，机遇真的来了，也会成为睁眼瞎。”
    卢克英坐在后排，一直在留心听两人的对话，等两人停下来了，才道：“我全程参与了这三起案子的侦查，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调查走访也非常细致。我个人支持侯组长的做法，没有新思路，要想破案确实很难。我有一个小问题，侯组长为什么要带队走访居委会，莫非认为居委会有可能得到最关键的信息？”
    侯大利道：“程森、景红、赵代军、杨梅以及他们的家人有什么异常情况，居委会的同志比我们更清楚。”
    卢克英锁了锁眉毛，没有再说话。湖州刑警支队侦办此案时，杨梅和景红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因此支队将她们排除在外，没有深挖细查。他默想着两个女同志杀害丈夫的可能性，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越野车很快来到居委会。
    卢克英担任过多年的区刑侦大队副大队长，管着大案中队，与居委会经常打交道。他来到居委会时，一名中年女同志已经等在办公室了，她热情地招呼几位侦查员喝矿泉水。
    居委会主任不是干部编制，实质上是政府各部门在最基层的延伸，政府的多数政策需要居委会落实。没有点儿本事，居委会主任很难坐稳这个位置。杨主任看起来不漂亮，就如寻常市井中的普通中年妇女，说起话来却头头是道，安排工作干净利索。
    打了几个电话后，杨主任笑呵呵地道：“程森家和赵代军家都在我们的居委会，住在不同小区。我们居委会是湖州最大的居委会，共有五千多户，接近两万人，占了老城区的十分之一。我已经通知几个居民小组长和楼长，他们最了解程家和赵家。小组长和楼长都是治安积极分子，你们想问什么尽管问，他们知道什么都会说。”
    社区民警也来到居委会，与卢克英打过招呼后，道：“我只熟悉程森，他就在我负责的辖区内。”
    侯大利道：“程森和景红的夫妻关系是什么状况？”
    社区民警想了一会儿，道：“我没有听说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至少没有反映到我这里。”
    杨主任道：“我们居委会设有调解委员会，等会儿也要来人。据我所知，程森和景红没有找过调解委员会。”
    社区民警道：“程森为人本分，从来没有惹过事。他是做生意的人，逢人便是三分笑，偶尔喝了酒后，见到我更是傻笑，还非得让我抽烟。在一次扫黄过程中，我们抓到了正在接受按摩的程森。除了这一次，他几乎没有进过派出所。那一次扫黄，程森坚持不认为自己是嫖娼，因为他只是进行了手交，也就是俗称的‘打飞机’。这个到底算不算嫖娼，争议还挺大。不同地方的公安对此理解不一样，公、检、法对‘打飞机’的理解也不一样。我们后来就以罚款处理了程森。”
    谈话间，陆续有人来到居委会。半小时后，赵代军和程森所住楼房的居民小组长、楼长，以及居委会调解委员会的老同志都来到居委会。
    侯大利简要说明此行目的后，道：“今天我们过来和同志们交流，没有带什么框框，就想听一听大家对程森和赵代军两起案子的看法，包括两家人的家庭关系、朋友关系、日常生活中比较特殊的细节，都可以谈，越详细越利于我们破案。”
    侯大利过来开座谈会，核心是调查景红和杨梅对丈夫和家庭有“冷漠感”的原因，但是，他没有把真实意图说出来，只是撒下了一只拦河网，希望能够在这只网中拦下一条大鱼。来参加座谈的人都是中老年人，他们有的是熟悉程森家庭的，有的是熟悉赵代军家庭的。
    第一个发言的是个啰唆的老头儿，说的是车轱辘话，没有啥价值。
    卢克英出去上厕所时，社区民警跟了出去。
    社区民警递了一支烟给卢克英，道：“省里的专家都很年轻啊，和我想象的不一样。”
    卢克英道：“嗯，确实年轻，侯组长是整个命案积案专案组中最年轻的。”
    社区民警道：“他们破得了这三起杀人案吗？我感觉他们使用的办法也不神奇，让一群老太太、老大爷开会，有什么用？如果他们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我们早就知道了。”
    两人抽了烟，回到办公室，第一个发言的老同志仍然在发言，不过已经离题万里。侯大利没有打断老同志的发言，听得很仔细。居委会杨主任终于忍不住了，打断了老大爷的发言，道：“大家发言围绕着赵代军和程森的家庭情况，别扯其他的事情。”
    老同志又讲了几句，这才道：“赵代军的事，我就不讲了，你们说嘛。”
    第二、第三个发言人讲的事情都没有什么价值。
    第四个发言人是一位老年妇女，她口音很重，牙齿又掉了几颗，说话漏风。侯大利全神贯注地去听，才能听懂一部分。
    老年妇女神情很激动，道：“程莽子硬是该挨雷劈，三天两头打自己的老婆，下手好狠。我有一次亲眼看见，硬头青（一种竹子，硬度高）都被打断了，刘永芳躺倒在地上，用一根板凳护住脑壳，要不然，肯定被打死了。”
    侯大利道：“程莽子是谁？”
    有人介绍道：“程莽子就是程森的爸爸。老太婆，让你讲程森的事情，你怎么又扯到程莽子？”
    侯大利道：“老人家，你继续说，只要与程森和赵代军有关的事情，都可以说。”
    老年妇女道：“我以前在居委会干过，刘永芳找过我好多次。她脱下衣服，全身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我去骂程莽子，骂他不是人。程莽子理亏，不敢回嘴。”
    侯大利趁着老年妇女歇气的时候，问道：“程森打不打媳妇？”
    老年妇女摇头，道：“程森这个娃儿要得，没有沾上他老汉的恶习。我和他家住一幢楼，从来没有听说过程森打媳妇。”
    参会的其他人也没有听说过程森打老婆，只是说程森喜欢喝酒，不喝酒的时候逢人三分笑，喝了酒就红眉毛绿眼睛，但是也没有和邻居有过大的纠纷。
    赵代军的父母去世得早，居委会的人对赵代军的父母没有太深的印象，反而是对赵代军印象不错。
    居委会支书的发言最具代表性：“赵代军挺不容易的，爸妈去世得早，长兄如父，硬是把弟弟和妹妹拉扯大。赵代军平时阴沉沉的，不喜欢说话，与我们见面就是点个头。这是小时候的苦日子造成的，开出租车也累，我们能理解。赵代军和媳妇也没有闹啥矛盾，没听说过，他们一家三口和和睦睦的。至于赵代军耍小姐，这是他的私事，我们都知道。以前有个顺口溜，十个司机九个坏，还有一个偷油卖。年纪轻轻担起养家的责任，染上点坏毛病，被人害了，真是可惜了。”
    座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才结束。
    走出居委会办公室，侯大利对秦东江和卢克英道：“程森的父亲打老婆，那么，程森会不会也有这个恶习？如果程森也搞家暴，那么景红的冷漠也就好解释了。”
    说到这里，他想起了赵代勇脸上的新鲜伤疤，道：“我们杀个回马枪，去调查赵代勇，看他有没有家暴的习惯。家暴是一种病，会影响其他人。”
    侯大利、秦东江和卢克英没有前往煤矿，而是直奔赵代勇家。
    赵代勇家在城郊，是比较便宜的小产权房。社区民警接到电话，已经在大楼门口等待。卢克英发了一支烟给社区民警，道：“老杜，你怎么在这里？”
    老杜接过烟，笑道：“即将退休了，现在跑一跑社区，发挥余热。你们今天找赵代勇有什么事？”
    卢克英道：“你和赵代勇熟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