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整个劳动节假日，我有三天没有治疗，有一种犹如被人遗弃的感觉。波特兰整个城市空了，所有的人都去海滩，去山里。我们这里夏天的气候真是好极了——暖和，干燥，白天阳光明媚，夜间凉爽宜人——不过劳动节过后，秋天的雨季就开始了，非常潮湿，乌云密布，直到明年的夏天，很少看见太阳了。

    我所有的朋友和家人都已离城而去，作最后的尽兴之游。俄勒岗的海岸线只有九十分钟的车程之遥，那里白天是七十多度的气温，早晨有一片薄雾笼罩，整天能听到惊涛拍岸。要不是我的毛病，我也会和全家人一起在那里的沙滩上漫步，在众多的海边小饭馆里大快朵颐，吃着新鲜的邓杰内斯蟹或者当地的剃刀蛤蜊。

    因我感到特别疲劳软弱，只得请娣开车一起外出。我们的居屋离波特兰市中心只有十分钟的车程，但是我们就像住在乡下一样，四周是被小山上高高的冷杉树所围绕成的森林。当我们向市中心去的时候，沿着弯曲而狭窄的山路直下一千英尺，途中既能远眺覆盖着积雪的大山，又能俯视被韦拉米图河一分为二的市中心。因为是节日，街上几无车辆，即使是平常工作日，我们这里也没有那种大城市的拥挤交通。今天更是特别，这里犹如一座空城，从家中到市区的路上我还没有遇上十辆车。在市中心我可以随意泊车，有一辆市内公车孤粼粼的行驶在林荫大道上，旅馆门口则停着几辆观光巴士，街上很少看见行人，商店都关着门。

    我特别想看看我的办公室，我已有六个星期没去那里了。那条街和市中心同样的荒凉无人，我的诊所是一层楼的砖头建筑，隔壁就是我岳母开创的萝丝饭店。我陷入了强烈的怀旧思绪而不想回家了。三十年来，每个工作日我都在萝丝里用午餐，在我岳母把这饭店卖掉以后也是如此。新的店主依然为我的办公室保留餐桌，这里是市内能吃到腌制牛三明治和一碗妈造汤团（用无酵饼研成粉做的）的不多去处之一。和我一起吃中饭的是我的弟弟，几个儿子，侄子和我的同事们，我们吃得很简单，重要的是我们的同道情谊和友好交谈。我们讨论复杂的病例，有的讲述一天中的好笑事情，没有人拉高嗓子，没有人发生争吵，这不是卢森堡家族的风格，我管辖着他们充满了家长的荣耀。在这世界上又有多少人能和他们的兄弟，儿子，侄子，和他们的同事和平相处呢？而现在，突然之间，仿佛一切都成了过去。

    治疗第二十九天

    我的治疗将近完成了，但我不是疑惧减少而是比以前更为紧张了。当我被告知得了癌症时，我便进入了一种休克状态。医生试图安慰我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不要骗我，我把坏消息告诉我的病人时也是这样说的，甚至我知道病人快要死了，我还提供希望和治疗呐。”

    随着日子的过去，我从休克中恢复过来，因每天的一成不变而逐渐放松。我的声音退化到只有耳语的程度，我把一个警察用的哨子挂在脖子上，当娣叫我的时候，我便吹哨回应她。给我下诊断的杜伏医生，从手术后再没见过，放科专家利特医生每周见我一次，每次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推算起来，检查的日子又近了，我真恐惧再次检查时听到这样的话：“x 线没起作用，我们将不得不开刀”。就像判案中的被告，我正面临着陪审团进来宣告裁定的一刻，难怪我比以往更为紧张，没有人跟我讲任何事情，劳动节的治疗中断只能增加我的不安。

    现在劳动节已过，今天我回到医院去重新开始治疗。夏天期间医院大厅内是空空荡荡，现在又充满了人，一小群学生正围在那里交谈，我认出他们是低年级的学生，因为他们穿着白外套，头颈里挂着听诊器。

    今天是他们第一次接触真实的事物——活的病人！当他们进入电梯时，我听见他们的谈话。“你看到他的巩膜黄疸吗？”“他的胆红素肯定升高。”“他不是就归。”“我打赌是癌。”

    这些学生似乎很陶醉于用新学到的词汇去熟练地谈论那个不是酒鬼而很可能是肝癌的家伙。对他们而言，这是新鲜而又令人兴奋的，但对病人而言，这太可怕了。

    虽然我曾是个学生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我还记得为着这件白大褂和听诊器我是多么的自豪。在最初二年，我们的时间都花在实验室和书本上，与动物做伴，在三年级时才被允许进入病房接触病人，在那时才开始进入这独一无二，尊贵而奥秘的专业领域。那时的医学教育主要着眼于诊断，而治疗并不怎么强调。假如病人死了，我们就尽力的从家属处获得尸体解剖的允准，能获得最多允准的学生会受到奖励。

    死后的组织病理检查是确定正确诊断的唯一方法，在那个时代，最好的医生预期会有一半的时间犯错。现代尸体解剖的研究表明，在最好的医院里，好的医生会每四个病人中有一个误诊。在诊断正确的病人中，有三分之一能存活。在有些医院里，误诊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在我学医的早期阶段，再没有更好的诊断手段。其实先进诊断技术的应用并不排除需要医生的良好判断，过度依赖于某些技术措施可能得到安全上的错觉和导致误诊。

    在早年的医学院里，一个医生学到的就是他不可能什么都懂，这个领域是太广大，太复杂了，因此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不要重犯这些错误，从不承认错误的医生是一个危险的愚人。

    露茜.凯曲给了我一个教训。她是个中年妇女，主诉肌疼痛，关节肿胀和疲倦无力。我随访跟踪了她五年，我怀疑她是得了系统红斑狼疮。但是这个诊断颇有麻烦，实验室检查第一天是阳，第二天又转成了，我是据病人的口述而非过得硬的实验室证据而下的诊断。她对考的松——标准治疗法，有良好反应，但是长期服用考的松有严重的副作用，我每次都试图撤药或减少剂量，都被露茜拒绝。我真是担心，我是在给她毒药。对这个诊断，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又停止不了她的治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病人抱怨痛得更厉害了，我拒绝给她更多的考的松，因为那是害了她，也拒绝给她可待因，因为镇静剂治疗慢疼痛会产生成瘾。

    有一天夜里，医院急诊室给我打电话，露茜在那里，并要求止痛片，“让她用吧！”我指示。

    接着一星期她被送进医院做了大量的x 光检查，实验室试验和会诊，结果没有任何疾病的证据。在早晨查房的时候，我把她这个病例介绍给学生们，并对这些年轻的医生们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没有病的病人是怎样愚弄了最好的医生，并造成了过度治疗”。无论如何，我决定结束在她身上的所有工作，第二天送她回家，除了再做一个骨扫描，那是一个将放物质注进静脉而后进入骨头的试验。

    下午放科医生打电话给我，“骨扫描显示她的骨盆和脊椎有广泛转移癌。” 露茜没有活多久，尸体解剖发现了一个很小的未被查出的□癌，这个癌在□内并未扩大，但已破裂并种植于骨骼系统。

    现在我是一个病人，尽管我知道这么多，我还是要我的医生是个神，我要相信一个什么都懂的医生。

    一位病人曾如此的向我介绍他自己：“我有类风湿关节炎，我搜索全世界最好的医生。我给美国类风湿病协会写信，他们将你推荐给我，这真使我大吃一惊，你的办公室离我家只有一个街区！”“坦白和你说吧”，我告诉他，“假如我得了你的病，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也不会好到令我满足的”。

    事实就是如此，即使我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已经有了崇高的声誉，我从来没有治愈任何一个关节炎病人。换句话说，我帮助了病人，不错，但还有很多病人有着持续的难以消除的疼痛，对他们，我束手无策。

    所以，现在，在我自己这个情况中，我有了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了吗？谁知道？即使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了，对我有帮助吗？

    我试图将自己的思想从自身的麻烦转移到这些学生身上去，我不知道这些学生是不是像我的同学一样优秀，在我的学生时代，每一个医学院的名额便有三个申请者，而现在对每一个开放名额申请者还不足二人。

    医学院中的女生一向都很少，学校是个兄弟会。我的班级中没有一个女孩子，大部分的女生都被刷下到护士班去了。很少有医学院能保有三四个女生，所以这些被招进医学院的女生常常遭到骚扰。

    那个时候，新生中的百分之二十五将被淘汰是个规律，在我班中，进来时是104 人，毕业的是72人。最不易通过的是解剖课，解剖学教授只讲第一课，随后的课程让同学们越来越明白，往后的四年中他们将面对一种多么令人难受的生活。而班级中的女孩子更会受到特别对待，她会被安排去解剖□。

    到我进入实习时，一百人的班级中有五六个女生。我当了风湿病学主任时，我开始给学生们提供暑期奖学金，被选中者在我办公室和我一起工作。现在回想起来，大部分时间我挑选了一个女生。在我一生工作中，有过六个合伙人，其中三个是女人。一个合伙人曾提醒过我，“你知道吗？你和你兄弟都喜欢女孩子。”我想，又有谁不是那样呢？不过，这并不是全部的理由，我认为有些事情是因为我母亲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蒂固的印象，所以我常常听到她在说，“我希望我能是一个医生”。我肯定还把这些感觉传递给了儿子们，所以他们娶了三个职业妇女：一个律师，二个医生。

    今天进入医学院的女生已占35%-50% ，淘汰率是1%-2% ，我希望骚扰已消失，一切变得更好。

    还有，我疑惑的是如何挑选医学生，是凭别，男生还是女生？随机？不问其科学能力专挑有同情的？还是除了学术水平外与病人形同陌路的？

    这些学生是新的，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对我父亲来说，一周七天，一天工作十六小时是可接受的。对我来说，白天十四小时，外带夜间电话值班是正常的，而新的这一代医生则要求白天十二小时的工作附带有假期和休班。他们是对的，因为长时间的工作导致疲劳和判断失误。但从另一角度看，医生换班，病人就常常成了漏失检查和发生错误的对象。

    医学生要求从紧张劳累和过度工作中解脱出来，但他们的解决办法—更多的休班，对病人没有好处。当我有一个病人发生并发症时，我晚上都不睡觉，我希望这些年轻的医生也应该同样的吃一些苦。

    他们这些人和我们这一代是同样优秀吗？也许是吧。一班九十个学生里面，只有几个是能在水中行走的，其余的也只是合格而已，而且还总有几个毕业后从来没有做过医生。值得忧虑的是，这一群合格者的池水也不是水平如镜而是涟漪不断的。那些好学生受到医学之外的诱惑太多了，比如电脑科学，商务，法律等会提供更高的薪酬，长久以往，医疗质量将会退步。

    公众怎么会知道其中之三味呢？我为自己挑选医生时就犯了傻，我挑选他们就因为是朋友。而现在，以我的后见之明，我就会做更好的选择。首先，我考虑的便是品质，我们一生中获得的医疗服务是一次最盲目的购买，我们没有可比较的基础，所以我要求我的医生必须正直，我要确信他的意见确实对我有益而不是对他自己有益。

    其次，我要了解我的医生的专业知识，他从什么学校毕业？在哪里实习和做住院医生？有何专业背景？是否经常进修？他的同事怎样评价他？在治疗我的这种疾病上他的记录如何？

    只有在这些问题都得到回答之后，我才会再去考虑一些更个人化的问题：他有同情心吗？善于倾听吗？能否互相交通？我们可协调相处吗？我把同情心放在首位，但假如这个医生没有专业知识，同情心又有何用？我的所有医生都有同情心吗？我并不知道，以前和他们很少接触。我自己对病人富有同情心吗？要在几个月之前，我会肯定地回答“是”，现在我开始明白，在同情心的衡量上，期望值要比给出值高得多。

    有些医生能充满感情的交谈，有些不能，我并不认为这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掌握到的。我为自己有这种和病人，甚至是最困难的病人沟通的能力而自豪。许多医生因和病人的关系破裂而寻求帮助，我从来没有。假如病人很难处理，我总认为是我的错。一个生病的人是会焦虑不安，忧心忡忡的，而我是个正常人，所以必须做出调整的人一定是我，我一向就是那样做的。

    亚瑟 .布朗，一个波特兰的律师，出身于一个大声嚷嚷的家庭，他的大声高调被认为是一种炯吓对手的方法。他在法庭上干得不错，但城里的医生都因为他的不近情理和蛮横要求而不喜欢他。他仅仅是因为和他先前的医生相处不下去而来看我的，他的毛病——普通的伤风感冒，早晨的时候他还在我的办公室，午饭时间他在电话那头大声地叫着，“我上午来看你了，还用现金付了你那讨厌的账单，但我还是在感冒。”我保持着平静，“我们像律师一样”，我说，“我们需要一点点事件”，他笑了，还为他的母亲向我道歉，他母亲的脾气比他更坏，但我们仍相处得很好，我还被邀请参加她的八十岁生日派对。

    我的侄子鲍勃第一次加入我们的医疗团队时，我给他分配了一个病人。他花了一个小时后满头大汗的走出房间，“我再也不能和她在一起了，爱德叔叔”，他跟我说，“我真不懂你为什么让我看她”？

    我进入病人房间花了几分钟便让她安静下来了。当她微笑着走进大厅时，却对鲍勃皱起了眉头，“你为什么不能像你叔叔一样”？她问他，“你叔叔只花了几分钟便跟我讲清了毛病出在哪里。”

    后来鲍勃对我的‘个人魅力’放声大笑，我知道他说的是我善于和病人建立关系。我富于同情，敏于理解，但现在我是一个病人了，我才知道你不会真正的理解，除非你身临其境，亲身而为。我以前认为自己很好了，但现在知道好得还不够，今天我会变得更好。

    医生献身于给人以帮助，和我一起在电梯里的学生还在从他人的痛苦中获取兴奋，像通常一样集中注意力在诊断上面而不在乎病人的感觉。

    有一次，我还是医学院二年级学生时，我们八十个人一排排的围坐在圆形露天剧场里，中央舞台的床上躺着一个从西内布拉斯加来的魁梧结实的农夫，他几乎赤身露体，上身完全曝露着，下半身盖着一条被单。教授讲述着这个病人的心脏杂音，然后八十个学生排着队，每个人拿着自己的新的听诊器去听这心脏。这声音对他们来说是如此的新鲜和奇怪，其中大多数人只是假装着听到了杂音。农夫耐心的躺着让学生们从他身边经过，当最后一个学生结束后，他从床上跳了起来，□的站在那里破口大骂，“见鬼！”他叫着，“我七天前到这个医院里来是痔疮开刀的！而现在却让你们这些家伙干这个事？”

    我慢慢的向x 光科走去，我知道要让这些年轻的医生们懂得肿瘤的诊断对病人意味着什么还需要很长的时日。我到达预约窗口时，治疗师已一切准备就绪。因为我对这治疗已习以为常，今天躺在这治疗台上没有闭上眼睛，而是看着上方的x 光机器的巨大圆球。它绕着我的头在转动，先从右到左，再从左到右，在它转动时，我能看见其中有一个孔。这个球让我想到像一个巨人的眼睛，而整个机器就如一个活的巨人。我恐惧地望着这个眼睛，因为能致人死命的x 线光束就是从这眼球的孔中发出来的。当这机器呼呼作响产生光束的时候，我真想闭上眼睛，将已看到的东西拒之脑外，因为在这大眼球的虹膜附近我见到了一块制造商铭牌，这机器是旧的！假如我去梅耶或斯坦福，或斯隆——凯特令医院，他们肯定会用更好的，更新的，更贵重的型号，当然，我得离开家六个星期，娣也不能陪我来了。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太迟了，还只有一天的治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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