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初夏。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周维烈扔掉粉笔，拍拍双手的粉笔灰说：“好了，这学期的课程到此完结，祝同学们考试顺利。下课！”

    学生们陆陆续续离开教室，却有个金发妹子捧着课本凑上讲台。

    “教授，能讲一讲你新提出的‘周维烈纲领’吗？我对此非常感兴趣。”金发学生妹的眼睛眨呀眨，脸上挂着灿烂微笑，点点雀斑似乎都活了过来。

    周维烈收拾着讲义说：“你现在才大学二年级，等你读完研究生再来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啊？”金发学生妹语调拖得长长的，听起来更像是撒娇。

    周维烈完全无视，不留情面道：“因为现在的你还听不懂。”

    金发学生妹锲而不舍道：“那讲讲你是怎么完善并证明‘谷山—志村—周猜想’，又怎么把这个猜想跟你的‘周维烈纲领’结合起来的好吗？我们去酒吧或者咖啡厅慢慢聊。”

    “改天吧。”周维烈夹着讲义走出教室。

    金发学生妹气得跺脚，嘀咕咒骂：“真是台冷冰冰的机器，活该单身一辈子！”

    ……

    周维烈当然不是一直单身，他用四年时间拿到剑桥大学的两个硕士和一个博士学位。十九岁时，周维烈跟随图灵前往曼彻斯特大学，担任计算机实验室的研究员，从事“曼彻斯特一号”的软件开发工作。

    在此期间，周维烈交了一个女朋友。

    这段恋情无疾而终，周维烈有些郁闷地离开曼彻斯特，受聘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担任数学讲师。又过了两年，由于对“黎曼—罗赫定理”的扩展运用，周维烈在国际数学界崭露头角，也因此当上了剑桥大学的副教授。

    今年是周维烈的数学成果年，他在国际数学会议上偶遇谷山丰和志村五郎，闲聊之际得知二人提出了关于椭圆曲线和模型式的新猜想。他对此非常感兴趣，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这个猜想有缺陷，于是补全并证明了这个猜想。

    数学界将其定名为“谷山—志村—周猜想”。

    与此同时，周维烈又在《自然》杂志发表了《联系数论、代数几何与约化群之初步构想》。这是他在读博士期间就开始研究的课题，当时只是零散的想法，结合近几年其他数学家推出的新的理论成果，周维烈终于补全了自己的猜想。

    这篇论文一经发表，直接震动了整个数学界，对未来数学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成果被称为“周维烈纲领”。

    周维烈不但凭此荣升为剑桥大学教授，还被授予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头衔，并被英国皇家学会吸纳为会员，更被科学杂志誉为“闪耀数学界的一颗新星”。

    此时，周维烈才26岁。

    ……

    剑桥大学的学生正在期末考试时，周维烈以探亲为借口，提前离校前往香港。

    拎着皮箱走出码头，顿时有七八个黄包车夫招揽生意，殷切问道：“先生，坐车咩？”

    “去太平山。”周维烈随便选了一辆。

    香港和英国仿佛是两个世界，街道上不仅有飞跑的黄包车，慢吞吞如龟爬的电车，还有拉着货物的牛车和驴车。许多奔跑嬉戏的街童，居然浑身上下光溜溜的，似乎家里连衣服都买不起。

    穷，香港非常穷，跟“东方之珠”完全扯不上边。

    车夫边跑边问：“先生到太平山哪里？”

    周维烈道：“去山脚坐缆车。”

    “山顶好风光，大半个香港都能看到，”车夫笑问，“先生是留学回来吗？”

    周维烈顺口回答：“是的。”

    车夫说：“那先生有前途，喝过洋墨水的都能赚大钱。我的崽就在周先生的希望小学读书，成绩很好，等长大了我也送他去留洋。对了，先生贵姓？”

    “姓周。”周维烈道。

    “哦，还跟周先生是本家，”车夫嘴碎道，“周先生是大好人嚟嘅，办学校不收学费，专门照顾穷苦人。我的崽还会说国语，说得可标准了，比很多大陆来的人都更会说。”

    50年代的香港，国语是社会通行语言，因为大部分香港人都是从大陆逃难来的。香港电影也基本是国语台词，主要票房市场为台湾（前几年还能卖去大陆），粤语电影要到70年代初才渐渐成为主流。

    周赫煊已经搬来香港十年，除了开矿设厂和走私物资到大陆以外，他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兴办教育。

    创办私立中学和大学就不说了，周赫煊还在香港办了30多所希望小学。此时的香港学校数量有限，大部分小孩都无法读书，周赫煊的希望小学就成了穷苦人家的首选。

    周赫煊在办教育时掺了私货，但凡是他出钱创立的学校，学生必须会听会说国语，期末还有国语的口语考试内容。

    ……

    太平山顶，周公馆。

    周维烈按响门铃，门房老头揉了揉眼睛，突然欣喜道：“是大少爷回来啦！”

    “杜叔好。”周维烈笑道。

    “少爷还是那么有礼貌。”门房老头笑呵呵道。

    花园里几个小孩儿正在奔跑嬉戏，看到周维烈走来，他们顿时喊道：

    “大伯！”

    “哥哥！”

    年龄最大的两个都是周赫煊的儿子，去年周璇还生了个小女儿。至于喊“大伯”那个，则是婉容的亲孙子，周硕明在18岁的时候就结婚生子了。

    周家二少爷周硕明读书不成，做生意也不行，唯一的优点是长得又高又帅。这货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把香港首富何东的侄孙女搞大肚子，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结婚——这也算香港两大家族联姻了。

    大学毕业后，周二少爷即进入家族公司任职，结果连连把事情搞砸，气得周赫煊把他扔进希望小学当老师。可周硕明居然在学校泡女老师，被他老婆知道后，顿时闹得学校不得安宁。

    离开学校，周硕明很快又跑去做演员，居然一炮而红，摇身变成红透东南亚和台湾的大明星，顺便晋升为香港娱乐圈的人形自走炮。

    短短几年时间，跟周硕明传过绯闻的女明星不下十位，最近又在疯狂追求新蹿红的女星陈思思。而且他似乎动了真格，三番五次闹着要离婚再娶，气得老婆直接回娘家告状去了。

    至于周家三公子周扬舲，常年居住在日本，协助母亲廖雅泉掌管着十多家企业。这小子似乎还想从政，闹着要加入日本籍，去年春节被周赫煊臭骂一通才作罢。

    周家大小姐周灵均也不省心，27岁了还是单身，一直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读到博士。她对于文学、音乐、绘画样样精通，眼高于顶看不起男人，博士毕业了还没正经谈过恋爱。

    周赫煊都怀疑女儿是不是同性恋，结果今年突然领着一个男朋友回家。那男的才20岁，大学都没毕业，比周灵均整整小了七岁啊！

    但不得不说，周灵均的小男友帅得一逼，并非娘娘腔气质的帅，而是英气十足那种帅，就特么跟漫画里走出来的一样。

    周赫煊终于知道了，女儿不是同性恋，而是超级颜控党。

    周家二小姐周纯熙则在英国定居，她是伊丽莎白女王的闺蜜，并且受女王陛下的影响成了女强人。还在上高中的时候，周纯熙就跟着外公欧尼斯学习管理公司，如今英国皇家制药公司基本上是她在打理，欧尼斯只在幕后负责掌舵。

    去年初，周纯熙跟伊丽莎白女王一起出席王室晚宴，比利时国王博杜安对她一见倾心，并请求伊丽莎白女王亲自出面做媒。

    周纯熙抱着无所谓的心态，尝试着跟比利时国王约会了几次，感觉还算不错，之后一直保持着通信。这位国王年轻帅气，谈吐不凡，学识渊博，而且性格开朗，简直一等一的钻石王老五。

    两人书信往来整整一年多，国王先生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亲自飞去伦敦求婚。

    周纯熙的回复是：她可以答应结婚，但有三个要求。第一，每年至少有九个月的时间，她必须住在英国打理公司；第二，比利时王室不得干涉她的私人生活；第三，国王先生不得有外遇，如果有外遇就立即离婚。

    关于第二点和第三点要求，国王陛下都表示同意，就是第一个要求让他非常为难，以至于现在都还在考虑期间。

    ……

    会客厅。

    周赫煊、徐志摩、叶灵凤和徐吁正在搓麻将，边打牌边聊着香港的文学创作形势。

    抗战期间，徐志摩一直留在上海，战争迅速洗去他身上的天真和散漫。他和好友邵洵美、项美丽一起，在上海从事地下出版工作，专门印刷各种抗战爱国小册子。

    这个时空，《论持久战》能在上海迅速传播，也有徐志摩的一份功劳。

    为此，徐志摩和邵洵美两个富家公子哥，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砸了进去，而且还雇佣保镖、东躲西藏。

    就是在躲避日寇搜查的日子里，徐志摩和陆小曼终于彻底分手。陆小曼最终跟翁瑞午走到了一起，两人都选择留在大陆。而徐志摩则来了香港，并于1950年和张幼仪复婚，现在夫妻俩都是香港大学的老师，徐志摩教文学，张幼仪教德文。

    至于叶灵凤，属于创造社的老人了，当年和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是文学阵线的战友。他跟潘汉年一起主编过《幻洲》，被禁，又主编《现代小说》，被捕。抗战爆发后，叶灵凤参与编辑《救亡日报》，广州失守后搬去香港，一直留在香港没有挪窝。

    相比起徐志摩和叶灵凤，徐吁的名气就要弱得多。此人北大哲学系毕业，又前往巴黎大学留学，抗战爆发后立即回国，结果却被困在上海。他靠卖文为生，花两年时间筹集路费，途经广东、广西一路前往重庆，担任中央大学的教授。

    徐吁在民国文坛号称“鬼才”，作品中总是带着神神鬼鬼，1943年最受关注的就是他的《风萧萧》。这部作品估计是中国最早的谍战小说，讲述了三个女间谍（国党、日本和美国间谍）之间的斗争。

    描写谍战的《风萧萧》让读者耳目一新，当时是这样形容的：“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再现洛阳纸贵之盛况。”不仅如此，这部小说还在中国催生出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即“后期浪漫派”。

    在搬来香港之后，徐吁的创作生涯进入另一个高峰期，整个60、70年代，徐吁乃是香港文坛的扛鼎人物！

    “四条！”周赫煊一张麻将拍出。

    徐吁笑道：“老校长，你这张牌打得刁钻啊，让我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徐吁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周赫煊正好担任校长职务，所以他称周赫煊为“老校长”。

    “吃啊，送上门的还不吃？”叶灵凤笑道。

    “不吃不吃，自力更生，摸牌要紧，”徐吁笑呵呵道，“我们都是有底线的人，坚决不吃嗟来之食。”

    周赫煊乐道：“小徐的讽刺功底又见长啊。”

    “那帮绿背，就是该骂！”徐吁说着拍出一张牌，“九筒！”

    “绿背文化”在此时的香港很流行，几乎主宰了香港文坛。“绿背”之绿，是美元之绿，美国政府专门在香港成立“亚洲基金会”，资助出版公司和杂志社发行政治文学。

    无数从大陆逃难来香港的文人，三餐难继，生活窘迫，于是领着美元搞创作，攻击大陆和共产主义成了政治正确。其中张爱玲的《秧歌》和《大地之恋》，就是她初到香港生活困难时写的，文学质量奇差无比，只为拿美元过日子。

    而此刻牌桌上的四人，都还坚持着文学创作底线，对“绿背文化”深恶痛绝。跟政治无关，他们纯粹是觉得拿美元搞创作，在自己的作品里说假话太恶心了。

    就拿张爱玲的《秧歌》来说，写的是新中国农村的“悲惨现状”。这女人根本就没在新中国农村待过，她能写出什么玩意儿？全靠瞎编乱造。

    整个50年代，香港文坛都处于阵营对峙当中，一方是“绿背集团”，另一方是“反绿背集团”。

    “爸，我回来了，”周维烈推门而入，“叶叔叔好，两位徐叔叔好！”

    ……

    夜晚。

    周赫煊惊道：“什么，你准备去大陆？”

    “是的，”周维烈解释说，“中国成立了计算技术规划组，华罗庚老师担任组长，准备研发属于中国的电子计算机。两个月前，我在伦敦就接到了秘密信件，邀请我加入即将创建的计算技术规划组和中科院计算机所。”

    周赫煊反对道：“你一个数学家和软件工程专家，跑去研发什么计算机？”

    周维烈从包里拿出两卷微缩胶卷说：“这是英国最新一代计算机的设计图纸，都被我用微缩胶卷拍下来了。”

    “你疯了，这是间谍行为！”周赫煊惊道，“还有，你怎么弄到的设计图纸？”

    “这个你别管，”周维烈笑嘻嘻道，“离开英国的时候，我把微缩胶卷藏在了女皇送我的礼物里面，在英国没人敢拆开来看。”

    周赫煊沉默片刻，问道：“你真决定了？”

    “决定了。”周维烈表情严肃道。

    “你等一下，”周赫煊迅速写完一封信，告诫道，“把信交给周公，记住，只搞研究，不碰政治！”

    “明白了。”周维烈把信收好。

    对于儿子的选择，周赫煊并未过多干预。以他在香港发挥的作用，完全可以保证儿子平安无事，周维烈去了北边绝对属于重点保护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