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哥除了安慰，也不能提供更多的心灵鸡汤。我知道我无非就是想把这内心的孤寂和空虚释放，可是发现除了使慕容哥多了一些担心之外，对于自己的疗伤毫无作用。

    我在得到一千个叮嘱之后挂掉了电话，任凭寂寞笼罩了只属于我的黑夜。我蜷缩在沙发上，白天的疲倦加上精神的困乏，有一种病入膏肓的感觉，整个世界似乎已经颠倒，爱这种东西就像是一件精美的瓷器，好的时候光彩夺目，一旦遭遇不测，瞬间就可以碰得粉碎。

    再复杂多变的犯罪现场都可以重建复原，而爱却不行。

    他叫峻修，我和他的相识也是缘分，他是个计算机工程师，在力学研究所研究工程力学。有一次我的一个交通事故案子，驾驶员在事故现场飞离车辆三十多米死亡，我们都无法用现有的知识和经验解释其中的力学问题，案子陷入了迷雾之中，慕容哥带着我一起去了峻修的力学研究所。

    峻修长着一幅理工男的典型形象，带着黑边眼镜，那时在我眼里很是典雅。他的工作令我惊叹，在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些现场照片和勘查数据之后，他很快在他的计算机里复原了一个三维的模拟现场，用他的力学原理完美地复原了现场，再现了事故的过程，密布在我们情绪里好几天的阴霾顿时烟开云散。

    后来这个话语不多的技术宅就成了我的老公，征服我的是他那种近乎狂热的技术专注，我满足于那种崇拜之中。结婚后，渐渐发现崇拜并不能支撑我们生活的全部，他没日没夜地趴在十七吋屏幕的笔记本前，没有情调，没有爱护，也许他对我也是同样的感受，丝毫没有一个女孩子家的温柔和娇情，只是一个冷冰冰也同样是工作狂的女法医。

    看上去的平静终于酿成了最大的风暴，我们之间的战争爆发了，现在回头仔细想想，实在分析不出任何争吵的理由，都是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儿，到底是谁的错？我看导致人类悲剧的两次世界大战也许就是像我和峻修之间的战争一样，一不小心触发了什么导火索就毫无理由地开战了。

    不知不觉天已大亮，夏日的阳光明亮地照进客厅，我发现我依然躺在了沙发上，阳光沐浴的真皮已经被晒得滚烫，匆匆洗漱之后，驱车赶去法医研究所。

    凌菲见我进门就说：“苏老师，早晨又一个案子，不过事情已经搞妥，大学图书馆一个学生自杀。”

    “自杀？星期一这么早谁就捡一便宜事，哪个法医出的现场？”我随便问了一下，打开了咖啡机。

    凌菲坐在我对面，她站了起来：“苏老师，学校里自己定的，因为情况很清楚，电击死亡，现场有遗书，尸体都已经开始腐败了，所以他们保安部就内定了，情况通报给了派出所。”

    夏天的尸体要不了两天就会面目全非，腐败巨人观可以改变任何一个人的美好形象。他们学校每年都会有学生自杀，要是让他们看看死后有多么的毁容，也许可以大大降低自杀率，现在的孩子怎么这么脆弱？

    我冲了一杯浓咖啡，见凌菲站在那里毕恭毕敬的样子，就对她说：“别这么客气了，我们现在都是同事，五年前我也是像你一样第一次踏进我们研究所。这样吧，昨天案子的鉴定书，你有空草拟一下，过会我给你们几个刚来的上个课。”

    我忽然想到这个自杀的大学生是个典型的好教材，电击死每年也并不多，难得的案例，正好让她们几个看一看，加深印象，“他们学校有把尸体送殡仪馆了吗？要是送过去了，我们等下就去殡仪馆看看，就拿这个大学生的尸体做教材。”

    “有的，刚才殡仪馆来电还问要不要我们给出证明才能火化。”凌菲坐了下来，面带微笑。

    “不管它，这不是我们的职责，火化的事，他们应该和派出所协调。”我把目光转移至电脑屏幕前，开始浏览单位内网上的新闻。

    “好的，苏老师，我去核实一下。”凌菲走出办公室，轻轻地拉上了门。

    看来昨晚并不太平，大大小小的各种案子刷了屏，真是多事之夏，几乎都是一些司空见惯的侵财性案件。我喝了一口咖啡，这爪哇岛原产的咖啡口味真是苦，要不是加了少许糖，我一定喝不下去，平时我喝咖啡都是不加糖的，但这咖啡，苦得只能叫正宗，不加糖是要死人的。

    等凌菲联系好，确定尸体已经停放在殡仪馆的时候，我就载着她们三个，朝殡仪馆开去，殡仪馆距离我们研究所也就三公里的样子，我们的车子绕下野家坞的最后一个弯道俗称美人坡，顺着漆黑的柏油大道一路狂飙，一会儿就到了。

    凌菲她们刚来我们法医研究所才一个星期，她们虽是法医系正牌毕业生，但因为体制原因，法医属于人民警察，人民警察属于公务员，所以还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公务员录用竞争考试，极少数的优胜者才可以进来上班。凌菲的大多数同学都去了社会上民办的司法鉴定机构，那些鉴定机构平时以伤残鉴定为主，尸体相对少些，出现场就更少了，想要接受最严酷的生存挑战式的法医工作，在我们城市，来我们法医研究所就对了，想要推理就给你烧脑，想要熬夜就给你不眠。

    慕容哥安排凌菲跟我，在我们所里，新来的法医需要跟班五年，评上主检法医师，才可以独立外出勘案。我是刚熬出头，以前跟了慕容哥五年的时间，慕容哥去年升了法医现场勘查室主任，我也沾了光，嫡传的主任徒弟，哪能不是大红人呀？我自己倒是坐若针毡。平时生活中，刚出师的人要么是很张狂，要么就是诚惶诚恐，凡事怕出错，我就是属于后者。这法医工作完全不像电影里那么轻松潇洒，现场和尸体的每一处变化都需要潜心研究，不过成就感确实蛮强。

    给新同志上好第一课是非常重要的，这关系到她们对法医研究所的基本看法。凌菲这孩子看上去心灵手巧的，是个可塑之才，黄永胜和肖建信两个虽然不是跟我的，但我也有责任从旁熏陶他们，正好乘今天这个机会一并给他们一起上个课。我们这边上课不会是大学阶梯教室里那么正襟危坐，一般都会是直接拿尸体说话。面对眼前一具实实在在的尸体，已经胜过任何理论，实践出真知，只有在实战中磨炼出的才叫智慧，不然那只是知识。

    大学生名叫万绍铭，他的尸体确实已经开始腐败，不过室内尸体因为温度低，腐败速度会比室外的稍慢一些，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他的面部变得有些浮肿，颜色发暗发黑。按照他的身材来看，应该是个瘦长的脸，可现在凭这张肿胀的脸型，怎么也想象不出他原来也许俊俏的样子。

    电击伤在右手腕部，电线捆扎腕部的印痕清晰可见，皮肤已经被电流严重烧伤，我抓起万绍铭的右手腕，按了按，然后示范给凌菲她们三个看，“你们来触摸一下，这电流斑很典型，皮肤烧焦变得坚硬，看一次一辈子忘不了。像看到这样的损伤，你就可以放心认定是生前电击致死。看这电线捆扎痕迹，想必是捆扎好通电的，这体现了一个什么心理呢？就是必死，电线捆扎在手腕上通电必死无疑。不过，这电击致死和案件性质并没有直接关系，你不能因为说是电击致死，就可以轻易地认为是自杀。比如这个万绍铭吧，虽然是现场留有遗书，我们作为法医，考虑的就要多一些，遗书不是我们法医研究的范围，我们一定要盯住尸体，拿尸体说话，所以，还是要结合到死者是否被控制或失去控制力，才好判断是否是自杀，这些东西只能在尸体上找到依据，当然，现场的一些变化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忽然想起了一些什么，于是就顺着自己的思维开始口若悬河地说道：“作为一个法医，每一个现场，每一个尸体，我们都必须一视同仁，世界上没有简单的现场，只有马虎的法医。所以，当你面对尸体的时候，就必须认真仔细，它们从来不说话，不管是自杀、他杀，还是意外，它们在生前都曾经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它们也许有委屈，有痛苦，有沉冤，但它们已经没有了诉说的机会和能力，它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是尸体的代言者。”

    凌菲三个戴着手套和口罩，直挺挺地站在那儿，像是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在听我的这番训话，使得我想起了五年前慕容哥第一次给我上课的情景，当时的我也是像他们这样，毕恭毕敬地站着。“代言者”三个字是慕容哥当时传给我的，我觉得这三个字准确地表达了法医的使命，我们无数不眠之夜的辛劳工作，不就是在谱写一曲平凡的代言者之歌吗？先辈们付出的艰辛和努力为我们现在创造了极佳的工作环境和氛围，我有责任把这支代言者之歌继续很好地传唱下去。

    “好了，不啰嗦了，这个尸体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就按照规范把它过一遍吧。”我也戴上了手套，亲手给她们示范如何检验电击死的尸体尸表。

    我拨开了死者的口腔，检查他的牙齿情况，正要说如何如何的时候，竟然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异常情况，我的小心脏又一次扑通扑通乱跳起来，二十岁的大学生，怎么长着一口三十岁的牙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