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从二十七八岁开始酗酒。那之前也喝，也大醉，但不是离不开酒。我记得二十五六岁的某年冬天，我一个人躲在一个朋友在虎坊桥的空房里写作，我印象中有时下楼买吃的，顺便带两瓶啤酒，我记得是北京白牌，好几天之后，竟然还剩一瓶。现在，除了狂醉（10瓶以上）的次日我不想酒，其他时间最少每天两瓶。我大约一周狂醉一至二次。当然我只喝啤酒。原因是，啤酒可以“痛饮”。我第一次醉酒是我18岁过生日。这个口气有点像庸俗的文学女青年在说：我第一次失身是在……2那天我们是在三里河的河南饭庄一楼。是个下午，5月28日，1984年。我喝了两升，那种塑料升，喝第二升时就有点困难，勉强喝完了，浑身难受。那时我还不会抠嗓子眼，但身体的本能就是想上厕所。我跑到饭庄东侧邮局旁边的公共厕所，很惬意地拉了泡屎，难受也随着那泡屎被拉出去了。出了厕所，我感觉基本没事了。之后是去玉渊潭游泳还是到月坛北街弹吉他唱歌，我就忘了。或许是先游泳后唱歌。那时候一升啤酒五毛六。那天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这么一件事：我们这桌喝着喝着，忽然发现邻桌是熟人，是44中的几个小子。别小看这44中，它在我的青春中给我留下很多美好印象，并且它是王朔的母校。那几个小子中有一个是我们的小学同学，外号“大舌头”，小学时老被我们欺负，现在就数他混得好。他是著名电视台的著名制片人，他没成节目主持人或许跟他的舌头有点关系。3我现在特别痛恨对别人的生理缺陷抱歧视态度的人，可我们小时候就是那么干的，所以我像反感“美好青春”这个说法一样反感“金色童年”。人生真是“苦海无涯”啊。只要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谁都别想落好。但人生又遵循着某些公平原则，谁能说大舌头今日之辉煌不正是对他凄惨童年的补偿呢？再看看当年欺负他的那几个小子：我就不用说了，惨；还有一个叫杨红兵的小子，是小学我们班的文艺委员，颇有表演天分，当年以模仿大舌头说话而名扬全班。在他的带动下一部分男生将平时的说话全改为大舌头，边说边乐，并且时常能赢得女生们一阵阵的笑声。不要认为女人天生比男人有同情心，我不记得任何一个女生当年站出来制止这场羞辱，她们只是以欢笑的方式助纣为虐。“建立在他人痛苦基础上的欢乐”这一现象，从小到大，从来就没有有效的制止方法。终于有一天大舌头忍无可忍，在某个课间，一腔愤怒对准了始作俑者杨红兵，先是饱以老拳（大舌头身材魁梧，杨则偏瘦）。无奈杨红兵身手敏捷，笑叫着东躲西藏，满教室乱窜，大舌头竟不能把他怎么样，于是大舌头情急中抄起把椅子便掷了过去……没砸着杨红兵，却把玻璃黑板砸了道大裂缝！这件事的结局是：大舌头这一不堪凌辱的义举受到老师严厉批评（是否赔了钱我不记得了），并在班会上念了检查。而杨红兵只受到口头提醒，没事儿。多么不公平的世界！但似乎又很公平。后来的杨红兵是那么不走运。例1：初考、中考，杨红兵都是差半分或几分而没考上理想学校。例2：高考时杨红兵认准了电影学院导演系，但初试就被刷了下来，第二年第三年他分别报考了中戏导演系和广播学院导演系，均不中。结果，等我们大学都快毕业了的时候，杨红兵灰不出溜落脚于人大一分校学了个什么企业管理。例3：有一次令人心痛的婚姻……现在的杨红兵混得还算可以，外企的高级白领，至少小款，或许这也是对他当年在艺术殿堂前碰得鼻青脸肿的一种补偿？他要是当了导演，肯定就是最惨的那种，比如一根筋认准了艺术电影，高不成低不就，除了大骂好莱坞什么本事也没有，搞不好堕落为一个白酒主义者也未可知。4回到我的18岁生日，我们跟44中那几个小子不知怎的就坐到了一起，而且聊得火热。我怀疑我是不是又向人家约稿了？当时我们正在办一本叫《蔚蓝花》的文学刊物，油印或复印。我们时常打着这个旗号到各校泡妞、盘道、发展哥们。44中那帮人中有一个叫李泉的哥们，跟我们最聊得来，他也喜欢文学，酷爱探讨人生，正合我们胃口。后来只留下李泉跟我们聊，大舌头等人对人生、文学、哥们、妞等似乎不感兴趣，先走了。我们聊着聊着没酒也没菜了，那就干聊。那年头常干聊，就着酒菜简直太奢侈了，大家根本没那个愿望，不像现在，没了酒菜都说不出话来，以至有时完全颠倒为只是喝酒吃菜，聊？没的聊啦！这时李泉说去上趟厕所。没多大工夫，他气喘吁吁地回来了，满头是汗，没容大伙发问，他从怀里掏出5块钱！说了一些充满哥们义气的大话，好像有“寿星”什么的，那番话充满了成人味和痞味，加之他是跑步回44中取的，大约来回也有个400米吧，外加上楼下楼，其言其行令在座者无比感动（关键是我们跟他在此之前并不很熟），因而也令我至今不忘他那一头大汗脸红脖子粗的样子，所谓侠肝义胆也不过如此吧。那时的5块钱对于我们绝对是个大数，我没记错的话，我们一个月的午餐费就是5块。于是又要了酒和菜，于是我就是再难受也要把那第二升啤酒喝完，于是此后李泉成了我们的好哥们。5从1984到1999，15年。这之间的时间算是青春吧。对这15年，我心中似是一个大空洞，我不知怎么面对它，我不知我此刻的感觉是否叫做“欲哭无泪”，我找不出什么词来形容这15年的青春，比如残酷，悲惨，幸福，无聊……都不对，我没词。这是一个让人面对起来似乎是奇异的东西，这是你亲身度过的东西，是你（15年的你）！可你却不知道这是什么！回避它吗？绕过它吗？我的很多朋友都这样做了。然而对我而言，我只能选择“面对它”，谁让它时不时蹦出来面对我呢？当然，你也可以说我是“闲得没事”。6最近两年，我先后供职于数家报刊，它们是：《中国企业报》、《音乐生活报》、《世界体育周报》、《中国文化报影视娱乐周刊》、《追求》杂志。我现在无业。我离开这些报刊的原因，除了我“生性懒惰、不爱工作”这一老毛病外，再有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媒体实在让人提不起情绪。当然，为了谋生，我也为报刊写一些随笔。前一阵，一个报社的朋友狂催我为他们报纸写稿，当时我身上有俩钱，懒得写，禁不住他狂催，我就写了这么一篇东西——《一个垃圾制造者的独白》，稿件寄过去，石沉大海，这位朋友也不催了。兹录如下吧：我，编辑，报人，文化垃圾的制造者。我正当壮年，干这行已有10年。我也是一步一步成熟起来的。一开始，我生产的东西总是不合格，我写的文章一般在一审就被枪毙，为此，我痛苦过也彷徨过，我换过若干家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并曾一度失业，我怀疑我根本就不是干这行的料。我曾试过干体力活养活自己，甚至想过干脆捡破烂儿去得了，当个“破烂儿王”也蛮不错的嘛！但事实证明，我高估了自己，低估了社会。一方面，体力活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另一方面，劳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一眼看穿了我，不认我。最要命的是，我高估了我内心的纯洁。我曾以为我内心纯洁的力量相当大，甚至一个人的时候也曾着脸嘟囔出“我本纯洁”这样的酸词儿，实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举个例子，我很好色，为了这一“好”，我有时就不得不放弃纯洁，古希腊最完美的一位神还有脚后跟上的弱点呢，何况我辈。我想我倒不是在自我开脱，也不是说我就认输了，我的意思是，我本就不纯洁，或者说，我的纯洁与我的邪恶是搅和在一块儿的，我要想斩断邪恶就必定连纯洁一块斩断，也就是将我这个人消灭，这我做不到，我从没想过自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此生即使做不到彻底纯洁，那么也争取让纯洁在与邪恶的搏斗中多赢两局，万一能把邪恶斗垮了呢？唉，话题有点扯远了，什么纯洁邪恶的，其实我现在已很少想这类问题了，真要说的话，我估摸现在我内心邪恶对纯洁的比分大约是7∶4的样子。得承认，早些年我无业的时候，它们的比分曾经是4平，甚至是3∶4，纯洁还曾稍稍领先过。这些年邪恶追上来啦，而且已反超出很多。倘若人生就算11分一局吧，别别别，还是13分吧，多给我些机会。我多么希望21分一局呀，可我的岁数（33岁）摆在这儿，我的机会明显没那么多了。最终，我落脚于一家小报。小报与大报的区别在于：小报所生产的垃圾是新鲜的、不带包装的，是原汁原味的，生产者与消费者都心知肚明，谁都不摆架子。而大报的产品则需要包装，需要各种添加剂，使之“看上去很美”，完全让人想不到那是垃圾。所谓包装和添加剂一般是这样的：比如拿出打世界大战的架势围剿某个贪污腐化的乡长；比如养几位一脑子圣贤书一肚子男盗女娼的教授来兼任技术员，从他们那神奇的试管中滴出几滴液体，垃圾便有了色香味，这就叫化腐朽为神奇；再有就是笼络一大批因大任在肩而长年皱着眉头的“名记”，这些人虽各怀绝技，但有一样是共同的，即他们都是脚法细腻的擦边球专家。小报就完全不用这么累。比如我吧，我一周上一天班，我根本就不用写，我只需去别的“垃圾场”（报刊及互联网）转转，弄点人家的产品，往我的版上一堆，得，一版眼花缭乱的“娱乐天地”就算齐活儿！当然，我们也养了一批为我们小报工作的“业内人士”，这些人大多相貌奇形怪状，人品也高下不一，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即文辞华美，文风统一是从醋厂里吹来的——酸，内容风花雪月爱恨离愁，光看文章有时猜不出作者是男是女，虽然他们统统都是林黛玉转世。我一周剩下的时间用来制造生活垃圾。过程就是：吃吃喝喝，然后拉拉撒撒。我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儿嘛儿香。干我们这行的，胖子不少，没办法，我们这一行跟餐饮娱乐业是近亲，甚至可以说是相濡以沫。有时候我们面对的消费者是同一的，比如在餐厅里某些食客会一边等着上菜一边阅读小报，还有，某些人不看小报就上不了厕所，上不了厕所必定影响食欲，倘若人民食欲不振，餐饮业则必定萎缩。最后，我想说一下我们这一行新出现的一种浪费现象（我也算老报人了，或说是老垃圾制造工——老工人，有些事得允许我看不惯），即铜版纸印刷。说它浪费，是因为铜版纸是不能作为手纸使用的，这么干，大大降低了我们产品的使用价值，造价上去了，使用价值却降低了，这简直是极大的浪费，比犯罪还犯罪！好了，就到这儿，这就是我，文化垃圾的制造者兼造粪机，我也算精神物质双丰收啦！7现在，留给我的是这五家报刊的名片，此外，我身边又多了许多搞新闻的朋友，都是小孩，二十二三岁，外地来京的热血青年，可以说是“北漂大军”中的一支新闻小分队吧。与我同龄的那些三四十岁的新闻工作者，要么已成了名记，要么就是吃喝玩乐的老油条，我跟他们没什么交往，见面也是朋友，也没有互相抵触，可就是没什么交往。我一周总免不了跟这些外地小孩喝一两回酒，有时去他们在三环四环所租的房子，买点熟食，洗几根黄瓜，来一锅乱炖，开喝。有时去最便宜的小饭馆、大排档，这些小哥们总能发现这样的地方，他们往往以报喜的口吻对我说：“狗子，我又发现了一个新地儿！”这个“新地儿”一般必须符合如下要求：1凉菜价钱两块或两块五，一般餐馆都是三块。2桌子可以摆出来。3近处有公共厕所或街对面有小树林或阴暗的墙根。4最好附近有公用电话。5最好附近有烤羊肉串的无照小摊儿。6菜极便宜且可以不按菜谱点，比如，“老板，摊十个鸡蛋加点辣椒！”7一般这里也是民工的乐园。这几个小哥们偶尔也带来一两位缺心眼的姑娘。我喜爱缺心眼的姑娘，只有缺心眼的姑娘才能跟我们坐到很晚，她们大多不漂亮。漂亮的缺心眼姑娘应该是这个时代的俏货，自然轮不到我们头上。姑娘只是偶尔出现，我想她们也是偶尔才“缺”一下。8准确地说，不存在什么“代沟”，而只存在两种观念的鸿沟。我不知道这两种观念应该怎么来称呼，或许能列出如下这些称呼：成人——青春保守——自由浑噩——求道……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鸿沟。这之间可能有一个“灰色”地带，即存在着一些摇摆不定的人。比如大部分的年轻人。跟年轻人在一起，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口无遮拦地贩卖“青春”、“自由”、“求道”诸如此类的大道理，人家听没听是另一回事。而与同龄人或已“成人化”的年轻人在一起，本能地你就无法在这方面张口，气息不对。跟气息不对的人一块喝酒也不是不可以，就当少了“虚招子”这道下酒菜。其实大部分的酒局都没有这道菜，这是道“晕菜”，越来越上不了台面，似乎已经失传了。9小哥们有时管我叫“狗老师”，我跟他们喝酒的前半段，也时常有些鲁迅的感觉，针砭时事，贩卖虚无，时不时面无表情地蹦出一两句幽默，或一副心不在焉出离愤怒的样子柔声吐出几句狠话……整个气氛严肃活泼，融融师生情……当我喝完四五瓶，走完两趟肾，鲁迅就消失了，仿佛被我撒尿撒掉了。此后我的表现就没准了，我也大多不记得。有时小哥们第二天告诉我，“昨天你上了桌子”，或“昨天你出溜到桌子底下死活不出来”，抑或“你非要送谁谁（某姑娘）回家，刚出门就来了个狗吃屎”，等等。10除了这些小孩，我还经常跟几个四五十岁的老小孩在一块。有两位是写诗的，还有两位是画画的。他们现在写和画都不多。这几位老哥们让我想到“大浪淘沙”这个词，他们的同辈也像我的同辈一样泥沙俱下了吧，这老几位也不知各有什么绝活，还就是不老。我也曾请教过，但此中奥秘大约是说不出来的，一说便是错吧。他们的回答也类似禅宗公案，扔两个偈子什么的，令人发笑，也下酒，莫非我碰到当代济公了么？11倒还真是有人称我为“当代济公”，我媳妇她妈就这么说。我住的是两室一厅，此刻半夜，我媳妇儿李琴在另一间屋酣睡。我们没结婚，在北京，很多人管女朋友就叫媳妇儿。我们过着准夫妻的生活，也叫同居。对于正在与我相处的女人，一是离得太近，不容易写好，二是我也提不起情绪。作为一个女人，如果不想变为我的写作素材，那就缠着我，永远别离开我，永远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让我一拿起笔来想起她就头疼，那么，她就安全了。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子笔下也写不出什么好女人。12我的小说频遭退稿，我的一位笔友帮我分析说：你的小说千万别投给女编辑。我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至今没有一位女编辑发过我的稿。我不是瞧不起女人，但女人受愚昧教育的毒更深更广则是无疑的。女孩打小就听话。我之所以对女流氓、鸡抱以希望是有原因的。一位叫李大卫的朋友说过一句戏言，他也是写小说的，他说：女人一思考，男人就发笑。有时候我不仅发笑，我还挺生气，就说这文坛吧，什么他妈陈词滥调呀，还在那儿白话呢！倘若男人这么说，大多都得遭灭，比如早些年的汪国真，这两年没有汪国真这么典型的了，但一旦哪位知名男人不小心秃噜出几句糊涂话，一准逃不过舆论的攻击。女的好像就没人管了，任由那些大姐大嫂小妹们在那儿美，我提醒女权主义者注意，这种对女性愚昧言论放任自流的现象，分明是大男子主义的集中表现，这叫什么态度，分明是不带你们玩嘛！你看他们，又辩论又打官司的，好不热闹，而姐妹们，你们说对了说错了都没人理你们，这公平吗？按李琴的逻辑，这很公平，她会说：我们玩了乐了，过完嘴瘾了，就成了。再说你怎知就没人理呢？不是把你气着了吗？你这不就是理了吗？就是这样，我跟李琴有扳不完的杠。我现在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错！扳扛才是婚姻的基础，至少是基础之一。13精致是一种压迫。我这句话说得就满精致。莫非我的写作分明是一种“做旧”或“作秀”？我在刻意追求一种“粗砺”？就像我用砂纸或其他什么手段，将出自当代冶炼炉里的一只鼎磨出青铜的颜色，磨出生了锈的青铜色。为了蒙人，为了名利。如果我的写作走入这么一条死胡同，我真是太绝望了，而且够无耻的。我时常怀疑“写作”是不是已经没法弄了，就像几千年前的青铜器，完全没用了。事实似乎也在验证这一点。人们从书店里把书买回家，放在书柜里，同时人们也从旧货市场里买回些坛坛罐罐，放在另一个柜子里，都是摆设。这些书不是用来读的，就像人们也不用清朝的泡菜坛子腌泡菜。读书的人恰恰都是写书的人。至少是想写书的人。不包括菜谱、字典、教材……我主要是指所谓“严肃文学”吧。我有一种残废的感觉。许多领域都是这样，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是1∶1。摆设甚至不能算是一种消费，简直是一种浪费。我忽然想：李琴之于我，岂不也是一种浪费？娶一个老婆回家，一般有如下几个目的吧。1做爱，过性生活，同房……2生孩子，也叫繁殖，培育下一代……3解闷，也叫点灯说话，逗磕子（包括扳扛），许多家庭的主旋律就是“唠叨”，碎嘴叨叨什么的。4分房、出国等，即为了一个现实目标不得不架设一个婚姻桥梁。5还有一些较弱的目标，比如为了让老人安心，为了不让别人说闲话，为了报复某人……我跟李琴的准婚姻生活与以上5条基本“不搭界”，至少现在，我们相识两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已互为摆设。唯一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谁也不干涉谁，我们待在各自的书柜里（一人一间屋），相安无事。我们彼此之间正在静静地落着灰尘，我们似乎都在隐隐地等待尘埃落定瓜熟蒂落的那一天。14我在书桌前怀念酒桌，在酒桌前怀念书桌。当我喝高了，我对书桌的怀念会烟消云散；当我写高了呢？可以这么说，我很少写高过，一般写到稍高，弄出一两个彩儿，我就感觉够了，对得起自己了，该去喝酒了吧。而喝酒则没够，两瓶下肚，稍微高兴了些，但还想更高兴，于是四瓶、八瓶地往上叠加，到八瓶，已经相当相当高兴了，此时肯定有不少朋友在身边，而且会想起更多的朋友（整个电话本上的人全包括），于是继续找人，继续换地儿……直奔世界大同而去，也直奔身体的极限而去。我现在喝酒不带电话本了。我本上有很多半生不熟的人，还有些纯是生人。我在报社时因为要组稿约稿，抄了一大堆作家明星一类的电话号码，大多都没打过，但酒后这些人均变成了知己，尤其是姑娘，被我一通盛情邀请，大多数婉言谢绝，我也并不强求，这样倒也没什么，糟的是有几次我在电话里开始胡说。有一次在一个小饭馆里我给陈染打电话，大约夜里1点。我没见过她（除了她印在书上的照片），她更不认识我，打通了之后陈染问哪位，我一时语塞，瞟了一眼仍在喝着的李大卫（他跟陈染都是作协的，应该算是一个单位的吧），便说我是李大卫。陈染倒很客气，还在电话里跟“李大卫”聊了一小会儿，“李大卫”便盛情邀请陈染出来坐坐，还说了几位北京青年作家的名字，说都在，陈染婉拒，“李大卫”倒也懂事，说是啊，太晚了太晚了，改天吧，好好休息保重身体为写东西犯不着那么累……陈染迷惑地问：你是李大卫吗？我又语塞，什么都没说就把电话挂了。我坐回桌前，跟闷头吃喝的李大卫对饮了几杯，李大卫兴致正浓，我也没提刚才的事，也不知事后陈染跟李大卫在作协的会议上提没提这档子事。总之这样不太好，我酒后从不骂人什么的，只是酷爱嘘寒问暖。有些人当了真，再见我态度就比往日多了些亲密。我酒后忘事，对这亲密就感到有些小小的突然，比如在报社里平常不怎么说话的某小哥们突然对我又敬烟又上茶，且口无遮拦地跟我唠起了家常乃至隐私，我总要心里嘀咕半天：什么时候我跟他好上了？聊着聊着我会恍然想起：前两天的酒局上我跟人家掏心窝子来着。也有的时候，我会碰到些陌生人，比如在酒吧里，我经常碰到些我不认识的人一口一个狗子地跟我打招呼，并且拍拍肩什么的。甚至有一次在大街上我正走着，路边停着的一辆桑塔纳轿车的窗玻璃摇了下来，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家伙冲我嚷：“狗子！干吗去？”我犹豫了一下，以为他在叫别人，但这哥们笑眯眯死盯着我，我估计这又是我在酒态中结识的某位好汉，我只得皮笑肉不笑地跟这位陌生人聊了两句。陌生人坐在车里给我递烟，我忙说谢谢刚抽完，陌生人自顾自点上一根，将夹着烟的手臂耷拉到车门外，拿出一副要跟我开聊的架势。我慌忙敷衍了他两句，溜之大吉。跟一个不认识的人在大街上亲密聊天，这姿势可比较难拿。此人我再也未见。据说，梦境之所以奇怪，是因为我们平时的经历有许多被意识所忽略，但它们都进入了潜意识，梦境中潜意识不再受压抑，我们就会见到许多我们自以为没见过的人或景。我就想：在我的潜意识里生活着多少位这样的酒后知己呀！当然我一个也不认识！我真得念我自己的好，我若是个酒后爱恶语伤人挑衅滋事的主儿，没准就会发生走在街上突然从斜刺里蹿出一个陌生人，特理直气壮地抽我俩嘴巴的事，这日子就没法过了。15这两年，北京新增了不少空调公交大巴专线。我家门口有一条“康恩专线”，据说是香港人投的资，“康”指康家沟小区，“恩”指恩济花园。这趟车贯穿北京东西，北京的东边是声色犬马之地，而西边大多是国家机关及其宿舍区。我住在西边，而朋友们约的饭局大多在东边。东边做得好，也便宜，而且关键是“人气旺”。西边的饭馆大多一到九、十点钟就开始扫地擦地，凉啤酒也没了，火也封了……我倒是也跟哥们在这类饭馆里吃过，有的饭馆老板脾气好，到点儿也不轰我们，伙计们就在一边洗脸洗脚看电视（兴许两只耳朵上都夹着我们敬的烟），然后拼上几张餐桌，铺上油之麻花的脏褥子，盖着颜色混沌的花布棉被蒙头大睡，女服务员是睡在灶间厨房还是在附近租房就不得而知了。他们也没招，因为第二天还要卖早点。西边的北京人早中晚三顿饭，顿顿不落。康恩专线为我去东边赴宴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一般不用倒车。由西至东，窗外的建筑由笨重厚实渐变为轻佻华丽，建筑材料自然也由水泥砖头渐变为玻璃塑料；下班后往家疯赶的自行车大军也是越往东阵容越缩小（也许是我到了东边已过了下班高峰），行人中也渐渐出现了捏着个手机腆着个肚子的小款哥以及将头发染成金黄的高佻女郎，诸如此类吧。一般当我到达饭局所在地时，天也刚黑，满世界霓虹闪烁，一脚迈出康恩专线，立时头顶花天脚踩酒地了。与我同车的时常有些去东边“上班”的艳妆女子，她们大多是两三个人一拨，坐在那儿目光平淡，一言不发，偶尔抠个指甲什么的，绝无看报的习惯，她们在想什么呢？我知道的是，我们都将后半夜才能回到西边，我估计她们是在西边合租的房子，但那时康恩专线早就停了，只能各自打车回家，好在她们两三个人打一辆夏利也不算贵，正如有时我也跟住在西边的酒友打一辆车。在北京，我一次也没嫖过。一是因为钱，一是因为气氛也不对。酒后洗过一回澡，纯是洗澡（我他妈酒前洗完澡出的家门），洗完了让一个村妞给按摩了一把，毫无感觉，然后就躺在大厅里看投影录像，旁边的榻上请我来的哥们鼾声如雷。借着酒劲我竟被某七八十年代的港台爱情片给感动得哭了，在如此的场所我竟被“艺术”陶冶了一把心灵！16这一切均与李琴无关。我们虽然住在一块，但却并不常见面。她在某韩国外企，巨忙，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倒头便睡，其作息时间正好跟我相反。有时候我“下班”晚了，沐浴着满天朝霞回家，正赶上她上班匆匆出门，见我惨白的脸，她扔给我一句“你就喝吧”，然后闷着头走了。我自然也是倒头便睡。有时候她下班早了赶上我去“上班”，她问：又哪啊？我就说：哪哪，她说：你就喝吧，我可能会扔给她一句：某某找我有事儿商量！便头也没回披着满天晚霞直扑饭局。大多数时候见不着，周末她们也老加班，或者就整那套企业文化什么的，周末全公司员工拉出去玩两天，甚至在市内包个豪华宾馆住两天。东方文化么，就是在一堆儿使心眼子呗，当然李琴她们老总的做法我举双手赞同。有时我想，倘若我关上我这屋的门，去外地玩几天什么的，李琴很可能什么都不知道。让她忙吧。17我的另一条喝酒路线是坐300路去木樨园。那儿算城乡结合部吧，有很多外地人在那儿租房。半夜打车去那儿，有很多司机不拉，半夜喝完酒从那儿往回赶，往往也要等很久才有出租。我在报社结识的新哥们李英在木樨园租了间楼房，李英来自东北，东北人似乎有在家请客吃饭的习惯，于是木樨园李英处就成为一个据点。李英长着双牛眼，模样口音均酷似黄宏，在东北写青春美文即小有名气，但要有大名气，可能还是得来北京发展。东北人的表里不一在散文界似可得到验证，这几年，充斥各报纸副刊及时尚杂志中那些柔情似水的青春美文，有相当一部分出自东北糙老爷们之手。相反，南方那些瘦小文静滴酒不沾的文人写手，倒是时常弄些火药味十足的文章，给中国文坛捣捣乱。来李英这儿的，除了我，全是外地人，外地进京的文化人，而且都是刚进京不久，处于创业艰难阶段。随着时间推移，有些人创业有点眉目了，就不再来了，所以，这儿永远聚着一帮不成气候的倒霉蛋。还有什么圈子比这儿更让我觉着舒服呢——年轻，来自五湖四海，有朝气有冲劲但因为缺心眼少智慧往往干事不着四六，或者天生是个懒汉因逃避女友躲进京城，重义气（起码在酒桌上）……这里似乎又给了我新的希望。当然，你也可以说像我这般推崇旧、破、穷，这种不问青红皂白凡是落魄就生三分爱的心态，不过是另一种媚俗，是一种肤浅的反抗，甚至简直就是一种恶俗，是物质追求失败者某种阴暗心理的体现……是吗？就算是吧，反正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了。18我父母都是机关干部，干部子弟身无长技，就是有房，这一点要感谢共产党。但正是因为有房，往往又会使我们不务正业，聚众喝酒搓麻或搞俩姑娘倒还在其次，严重的是，有人干起了辞职写作的营生，这就糟了，比如我。我的同龄人大多已功成名就至少衣食不愁，而我呢，仗着有两间空荡荡的破屋子，已若干年没有正经工作，欠了一屁股债，趸了一堆难以发表的小说随笔，成了名副其实的破落户。或许这一切跟房子没关系？跟我同样有房的干部子弟们大多数不也活得像个人似的？怎么他们就那么地怕破落而偏偏我不惧破落乃至我都爱上了破落！没有人相信我会爱上破落，我跟他们解释不清楚，他们会说，你现在住着两间房有条件说你“爱上破落”，倘若你露宿街头呢？这种理论令我气愤，他们完全不明白我的意思，他们在以他们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我的价值标准。“爱上破落”在他们的词典中是个病句，没这么说的！如果我天真地以为我真的露宿街头他们就能够有所明白，那我就大错特错了。我坚信，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成为一个露宿街头的乞丐，他们会嘲笑我，会不理睬我，会躲着我，会施舍我，但绝对不会明白我。而且他们可以轻易地伤害我。因而，我决定，露宿街头当乞丐不是最好的斗争方式。那，什么是呢？面对如此强大的“他们”，我将采取什么方式呢？写一个让他们看着高兴但看完了心里又别扭的小说吧。这个想法是让我可以时常坐下来写作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让我的同类看了心里痛快，这自不必说。之三是自己痛快，这还用说？19坐300路到达木樨园大约需要一个小时。这种环城公共汽车与康恩专线相比落后了一个时代，尤其是我赴酒局的时候大多也是下班的高峰，我坐过一两次，完全是一项重体力劳动，而且闹心。后来我就改坐小公共了。小公共充满了典型的中国式的狡诈，尤其是当代中国式的——那些外地进城原本淳朴的农民，在北京地痞司机的督导下如此这般报站卖票：嘴甜而含混（女性统统叫大姐，男性统统叫大哥），将大话说满，绝不兑现，乘客亦对此习以为常，甚至在那闭塞肮脏直不起腰的环境中有说有笑，或者坐在小马扎上打着手机联系买卖。倘若有半途上车的外地农民，往往就会被多收一倍的钱，卖票的口气一般是这样：“大哥您给四块钱！”前半句声音洪亮，后半句声音略轻一带而过但绝对让你听清钱数。对此，所有只交了两块钱的乘客无一人站出来戳穿真相，甚至有时，那位挨宰的外地农民并未被拉到地点便被轰下车去，那位原先也是农民的卖票伙计关上门后再骂两声“傻逼”，全车人无动于衷。我虽有动于衷但从未站出来过，我比这一车丑陋的中国人更丑陋吧？总之，坐小公共就是要经受良心的考验！木樨园到了，我对卖票伙计说“师傅前面过街天桥停一下”，捏着一沓子脏钱的脏伙计扭头冲司机油腔滑调嚷了一嗓子：“天桥给踩一脚！”车稍停稳，我便蹦了下去，同时也蹦离了我那不安的良心，换之以一颗对冰镇啤酒的渴望之心。李英租的小屋就在马路边上，灰秃秃的一座板楼，他住三层，电梯五层以下不停，我一般都爬楼。楼梯狭窄、肮脏（又是“肮脏”，看来我得把这个词用烂了为止），我怀疑这楼道有100年没打扫过，地上、墙上因多年来一层一层肮脏的叠加，现在在昏暗的灯光下（竟然还有灯！）简直都脏出花儿来了。稍一恍惚，你会觉得地面和墙壁是不是被恶俗地装修过？那地面黑乎乎的油光类似大理石了，那墙上的斑迹也有些像某种廉价墙纸上的花朵——真是脏出水平来了。我大步流星奔赴李英的一居室，厨房亮着灯，我甚至都能听见葱花炝锅的声音及闻见菜香，我身后的小公共自然也冒着黑烟卑鄙肮脏地开远了。20我记得因为小公共我还跟我的前任女友楚洁辩过。楚洁去德国混了几年，目前在北京一家德国外企当什么主管，西方腐朽没落的那套东西她是一点没学到，反而继承了白手起家那一路资本家艰苦朴素的作风，什么精确守时，什么aa制，什么万不得已绝不打的，以及鄙视卡拉ok，还有就是对吸烟者满怀歧视……有一次我跟她去郊区看一位旧日朋友，坐地铁到西直门，从地下钻出来，有小公共，有出租。楚洁要坐小公共（此行是她花钱），我陪她坐了。据我分析楚洁的月薪应该有上万人民币，我只能分析，收入保密也是她们那一套规矩之一。从我们上车到人坐满开出，我们等了快半个小时，路上车出毛病（常年超载所致）靠边修了十分钟，加之每到一站为了拉客都得磨唧半天。其实早就没座了，光油箱上就挤了三四位，但每次车下的人问有座吗，卖票的伙计都能变戏法一般不知从什么犄角旮旯变出小板凳、马扎、倒扣过来的塑料桶乃至一块脏棉垫子。实在变不出来了，就卖半价的站票。到这个份上，司机和伙计才心满意足。伙计不再白话，司机也可放心地驶上快行道。自然走不快，让人担心弄不好底盘就要掉了，但司机却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情，甩开膀子加大油门，脏兮兮的小面包颤颤巍巍却又一副大摇大摆的架势。自然，干这行就得这么干也都这么干，问题是，挣一万多块钱的楚洁没必要这么干。我对她说，我要是你就打车。她说，你不挣钱还挺会享受的啊。我说，我是说如果我挣了钱的话。她说，那也应该能省就省着点。我说，你不觉得打车节省时间和体力吗？她说，你还是那么能狡辩啊。我说，不是狡辩。我心说，您这种“节俭”完全是生搬硬套嘛，把挤小公共所花的时间和体力用来多挣点马克不好吗？可我什么也没说。“前妻”么，我已无权对她的生活方式指手画脚了，哪怕是善意的建议似也多余。我们不再提这个话题。我扭头看窗外北京那灰蒙蒙的阳光，以及工地，工棚，落满灰尘的杨树……
第一章1999,北京游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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