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意思是,你和仁王君溜进了国中部的图书馆储备室,偷来了给藤川同学的礼物？”

    “别说得那么难听,香织，”我苦笑着说,“图书馆正在改建,手工登记即将全部改成计算机记录，所以我们只能说是把已经废弃的借书登记卡拿了出来。”

    “真有心啊，”麻生放下杯子，冲我笑了笑，“但这仍旧是偷,不是吗？”

    这场所谓的偷窃发生在不久前的某个夜晚。仁王在下午借故回到国中部的图书馆,单用螺丝刀拧松了底楼一条偏僻走廊窗户上的锁，其熟练程度让我瞠目结舌。再加上三年国中生活让我们或多或少了解一些警卫巡逻的路线和校园摄像头的摆放位置,因此在入夜之后，我们几乎没花费太大力气，就凭着柳在国一初期担任图书委员时保留的钥匙，悄无声息地潜入了事先确认好的目的地，国中部的图书馆储藏室。

    “我敢打赌，一张信用卡就足够把这些没用的破门打开了。”

    仁王丢给我一个手电筒，把我推进储藏室，然后当着我的面将门一关。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就听见门锁发出清脆的咔哒声，“看吧，说到做到！”仁王夹着一张硬卡站在外面，笑得无比得意。

    “跟我过来。少说话，多干活。”我推了他一把。

    “是是，柳生比吕士大爷，小的来给你卖命了！”他嘻皮笑脸地朝我行了个礼。

    我没有告诉仁王，他所做的一切，我真的非常感激。

    搜寻过程要比想象的艰难许多。尽管在来之前我已经尽可能回忆并列出了需要寻找的图书目录，但在实际寻找的过程中，储藏室糟糕的分类标签却让仁王几乎要踢柜子，“我们应该在毕业前写信给学校抗议的，该死！”他正在标签为[外国文学]的书架上搜寻一本浅蓝色封皮的叶赛宁诗集，却莫名其妙地找到了一本《百鬼夜行抄》。

    我帮他把书塞回[日本文学]书柜，小声咕哝着：“真不吉利”。

    花费两个小时终于找到了大部分写有我和藤川两个人名字的借书登记卡，这时候已经将近晚上九点。我和仁王靠着紧闭的储藏室大门坐着，打算喘口气，休息一会儿再走。仁王的手电筒没有关，手腕粗的光线穿过储藏室书柜间的缝隙没入黑暗，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野兽吞没。

    “真想看看藤川收到这些东西时的表情，”仁王手腕一挑，手电的光线直指窗外，我被他吓了一跳，连忙把手电筒夺过来关掉，惟恐被外面巡逻的警卫看到，“如果掉眼泪就更精彩了，哈哈。”

    “别瞎说。”我半开玩笑地给了他一拳，尽管我也忐忑地猜测藤川究竟会不会被这份古怪的礼物打动。仁王被我揍得龇牙咧嘴，身子一歪也想凑过来打我。两个人才刚闹了一会儿，门外传来的一阵脚步声让我们俩的心同时提到了嗓子眼，就像被当头浇了一桶冷水那样浑身僵硬。

    ——“谁在里面？”警卫的声音清楚地从门那边的走廊传来。

    被发现—被当作小偷—被通知学校—被处分—甚至被退学。

    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以上流程。我压抑着内心的恐惧和仁王对视了一眼，很显然，两个人都相信对方跟自己想到的是同一件糟糕的事。因此当门卫的脚步陡然靠近，细细簌簌的摸钥匙声隔着门板闯进我们的耳朵时，我和仁王已经迅速跳了起来，继而连滚带爬地朝书柜后的阴影里躲。

    门锁咔嗒一声打开了，晃眼的手电筒光线透过层层书柜映在墙上，我和仁王缩在储藏室角落，大气不敢出一声。

    皮鞋底敲击地面的声音不断靠近，“谁在里面，快出来，”门卫机械地反复着最后的警告。

    但在离我们还有六七排书柜远的位置，他却忽然停住脚步，像是认定刚才听见的动静是自己的幻觉似的，转身离开了储藏室。偌大的空间再次陷入黑暗和寂静。我和仁王又在原地呆了一会儿，直到确定真的没再有动静才壮胆离开。

    跟来时一样按既定路线跑出一段，挑了个僻静的角落翻墙出去，这些年来靠网球训练培养的运动细胞此刻成了最好的帮手。上衣内袋里的那叠图书登记卡沉甸甸地贴在胸前，像是在大声固执地宣告它们的存在。

    “真够险的……”仁王在我之后翻过墙，稳稳地落回地面。他拍掉裤子上的灰，松了口气，露出一幅心有余悸的神情，“有没有零钱？我去买饮料。”

    我丢给他几枚硬币，远远看见他在自动贩售机前犹豫，心想这还真是我碰到过的最难堪的夜晚。

    但这个不讨人喜欢的纪录，很快随着麻生在我与藤川的约会时忽然出现打破了。

    我不知道麻生香织为什么会来台场，更不知道与这件事毫无关联的忍足侑士也会跟着一起出现在这儿。这个关西男人浑身透着与这个年龄毫不相符的精明，圆滑和世故，虽然这并不能代表他是个恶人，但多少也让我有些不自在。特别是当藤川甚至还没来得及看清我的礼物时，忍足已经自作主张地将东西夺了过去，无视藤川的迟疑与我的愕然，理直气壮，就好像那压根是我为他准备的礼物。

    然后像是故意与我作对似地，他留下麻生，却不由分说地带走了藤川。

    “真抱歉，打扰了你们。”麻生的脸色在另两个人离开后逐渐和缓，由骇人的苍白回复红润，“我在回家路上遇到忍足君，他说希望我来见个人，但没有想到是你。”

    “他又提过为什么会知道我在这儿吗？或者来见我会有什么事？”

    “没有，但如果我早一步知道，一定不会来的。”

    我们将近十年没见，如今的麻生已经彻底褪去了当年那个脆弱爱哭的小女孩外壳，成为了一个举止谈吐无可挑剔的淑女，这让我为她高兴，但那种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的隔阂和疏离感也让我不知道该怎样继续这场中途更换主角的约会。我想了想，用最老土的开场白问她，“最近过得好吗？”

    麻生正在看咖啡馆的目录，听到这句话果然笑了，“今年几岁了，比吕士？”

    我以为这是个揶揄或玩笑，干脆老老实实地回答她：“十七岁差三个月。”

    麻生向侍应生要了最简单的苏打水，托着下巴打量了我一会儿，忽然突兀地朝我伸过手：“好久不见，十七岁差三个月的柳生比吕士，”她说，“我是二十五岁差七个月的麻生香织。”

    我被她的话吓呆了，愣了半晌才傻傻地把手伸过去，像是商务谈判似地同她握了握，就连过来送苏打水顺带帮我续杯的侍应生都没有让我从呆滞的状态抽离。虽然脑海深处的理智清楚地告诉我麻生刚才是在与我开玩笑，但我愣愣地盯着她那专属于十来岁少女的面容和那上面远要比我成熟甚至沧桑的神情，忽然有一种错觉，坐在我对面的或许真的是来自未来，如今已经二十五岁的成年人麻生，她就在那里，似笑非笑，带着一副洞悉一切的神态嘲弄眼下还对未来一无所知的，十七岁未满的柳生比吕士。

    麻生被我的窘态逗地笑出声来，“比吕士，那么多年没见，你还是那么好骗啊。”

    “你还记得坂井先生吗？”麻生忽然提起了我们的国小老师，“他曾经罚你站了一下午的走廊，因为我没有带自然科课本，你偷偷把你的借给了我。”

    “我当然记得，”熟悉的话题通常是久未谋面的故人寻找过去回忆的方式，所以在刚才那个甚至算不上是玩笑的捉弄伎俩后，麻生的这个问题终于让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逐渐接受这个突然介入的约会对象，“那时候我简直恨透他了。”

    我回想起那次糟糕的际遇，觉得这简直是柳生比吕士这个名字童年时代的污点。

    “我也是，”麻生的手指磨挲着结了霜的玻璃杯，“我甚至想过用口香糖塞住他办公室抽屉的锁眼。”

    “你真的干了？我怎么不知道。”

    “怎么可能知道，”麻生放下杯子，微笑着回答我：“因为我压根就没有动手，撇开严厉刻板这两点，他其实真的是个不错的老师。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布置给我们的那份作业，就在我转学前的那个周二，《写给十六岁的自己的一封信》，这篇文章，我没能完成交给他。”

    “我有印象。”我点了点头，却始终没能回想起那时候自己写了些什么。

    “但说句实话，比起在十六岁的时候收到来自过去的信，我到更希望能在十六岁时收到未来自己的信，”或许是自小结识的关系，比起面对藤川的谨慎和拘束，在麻生面前我倒是很快放松了下来，对她那令人意外的健谈也提起了兴趣，“在我有无法向别人诉说的烦恼，当我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或者当我生活在无尽的痛苦里，感到所有东西都已经崩溃，无法挽回的时候，至少还有我自己的声音能让我相信，使我有坚持走下去的力量。”

    直到今天我都相信，那一刻的麻生，她的心确实属于前方尚还看不见的未来。

    除了最初出现在台场的一瞬外，这一晚的麻生始终在微笑，也因此令我轻而易举地相信了‘她现在十分幸福’的假象。以至于当我在洗手间接到父母的电话，在被问起几点能够回家时顺口提到今晚遇见了如今在冰帝念书的麻生香织，信号那端的爸爸沉默了几秒，忽然以一种难以捉摸的语气问我：“她还好吗？”

    我被这句话问懵了，“很好啊，”我试探着问，“有什么问题？”

    再一次陷入沉默，只有屏幕上持续走动的计时提醒着我电话尚未挂断。又过了很久，爸爸才叹了口气，说：“她现在恐怕过得不容易，毕竟父母都不在了，因为那次事故。”

    都不在了。

    简短的几个字忽然唤起了我的回忆。我记起来了，在我国二，或者是国三的时候，麻生的父亲供职的厚生省曾经曝出一桩丑闻：官员夫妇在贪污后携款潜逃，最终双双死于车祸。当初据说这件事牵扯背景复杂，不单单只一桩简单的贪污案，因此不得已做了低调处理以限制影响范围，甚至没有曝光官员的名字。

    而如今，爸爸的这个电话无疑是在提醒我，那位在车祸中丧失了父母的官员子女，就是几分钟前还在对我微笑的麻生香织。

    这一切，他们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

    我为如何向她确认事件的真相斟酌了许久，却没料到麻生谈到时却是那么坦然。

    “真不敢相信你没有听说，神奈川人对东京果然漠不关心吗？”她甚至平静地对我开起了并不恰当的玩笑，“雨夜，酒精，逃难，车祸，致死率百分百，留给我一个声名狼藉的家。”

    “你还有你的哥哥……虽然过继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能尽可能从她的其他亲人寻找突破口。

    “我的哥哥？”麻生的神色明显一顿，继而古怪地笑了起来，那笑容莫名地让我感到毛骨悚然，“如果你指的是那个叫麻生季光的家伙，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他也已经死了。”

    在我送麻生回家的路上，当年的故事经麻生之口被再一次搬上舞台。一路上麻生走得跌跌撞撞，从电车下来后我甚至不得不扶着她走，我从来不知道，原来苏打水也能让人喝醉。

    无星之夜，云朵无声缓行，灯火通明的东京湾从未沉睡。

    在麻生那断断续续的叙述里，我隐约听出，那时的麻生季光在被过继到伯父家的几年后忽然染上重病，具体病症麻生没有提及，或许连她自己都不怎么清楚，只知道是非常难缠的病，听症状远要比那场差点剥夺幸村网球生涯的疾病更加恐怖。

    起初伯父家自然尽全力为他治疗，但随着伯母意外地再次怀孕，并在一年后顺利生下一个男孩，这个当初曾承诺必定视麻生季光如己出的男人开始为是否要继续抚养他产生了动摇：对他们而言，比起治疗带来的经济负担，麻生季光的利用价值已经基本消失殆尽，被抛弃只是时间问题。

    在这个时候，麻生的父母选择接回儿子，而就是为了凑齐那笔数额惊人的治疗费用，才导致了这个麻生香织一家再也无法逃脱的噩梦：父母在车祸中丧生，无力继续治疗的哥哥也随后离世。丑闻成了麻生家拒绝接纳麻生香织的最好理由，从那以后她只能与外公外婆相依为命。

    麻生告诉我的仅此而已，虽然我潜意识里明白，这个故事并没有那么简单。

    但我没有问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