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门只有卡车驶进驶出，房顶是油毛毡的，雨檐是剖开的橡胶轮胎，栅栏是变形的汽车门和柳条。这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街道，它的名字叫凯旋大街。雨檐把雨水排到凯旋大街上。后门旁边的小窗户是仓库。保管员就在那儿上班，他的名字叫格里高。
    在仓库，劳保服装是堆成小山的灰棉衣，灰皮围裙，灰皮手套和灰胶靴。在这座灰色的小山前有一个倒放的大箱子，这是桌子，还有一个倒过来放的小箱子，这是椅子。桌子上放着一份写有所有工人姓名的花名册。在椅子上坐着的是格里高。
    格里高卖金子，女门卫说，金项链，还有金戒指。东西都是从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一条腿的老吉卜赛人那儿收来的。老人住在城边，在英雄墓地的边上。老人的金子又是从一个塞尔维亚年轻人那儿买来的，年轻人住在边界，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交界的地方。他在塞尔维亚有亲戚，到那儿做一些小边贸。边境海关有他的表亲。
    格里高有时还有俄罗斯的东西。那些粗的金项链是俄罗斯的，细的是塞尔维亚的。粗的是冲压成心形，细的是冲压成骰子形。婚戒是匈牙利的。
    如果格里高握紧手，然后慢慢松开手指，项链会像金丝一样滑过他的手指。他让项链垂挂着晃悠，然后把它对着窗户放到光线中。
    锈铁丝在双手上来来回回拉了有半年。然后工资袋被送到了格里高的手中。一根金项链围在了脖子上。过了几天，天色已晚，当项链在睡衣上闪亮，脚赤裸地站在地毯上时，有人敲门。一个身穿西服的人站在前面，一个身穿制服的人站在后面。过道上的灯光昏暗。橡皮棍在裤腿上晃荡。句子很简短，陌生人的脸颊在闪光，一块光滑的光亮时而上升，时而下降。声音保持低沉，几乎是平平的，但是却是冷冷的。陌生的鞋子站在地毯边。脖子上的项链被没收了。
    第二天早晨，第一班有轨电车上，格里高重又得回了自己的项链，当时车厢里没什么人，灯光因晃动而忽明忽灭。那个穿西服的人在啤酒厂旁边的车站上车，一言不发地交给他一个火柴盒。
    格里高这几天一直是第一个到工厂，桥下的水流动得还很平缓，天空因黑暗而呈拱形。他冷得发抖，他抽烟。他拿着他的项链，跟在香烟的烟雾后面，走过铁丝卷，这时扩音器还没有声音。过了几个小时，他再次拎着项链晃悠，在凯旋广场的小窗户前让项链滑过手指。同样的、但不是同一张的钞票又来了，如同同样的、但不是同一个的画面会再次出现在猫的眼睛中。
    门卫说，仓库保管员在早晨买了项链后，经常会在晚上向警察报告。但是戒指他不报告。
    门卫敬重格里高，因为格里高信仰的是钱。
    黑市是黑色的，女门卫说，不要去买，黑色的东西都是不靠谱的。门卫说，有人有，有人要，世界就转起来了，大家都在凭本事干事。
    当保管员把那些女人放倒在左面的角落时，猫也在闻。小山在那里有一个缺口和通道。通道的上方就是窗户。格里高解开裤子时，那些女人会把腿高高地跷到他的头上。猫从房顶爬进来，坐在缺口上方的小山顶上。猫是为这些女人而坐在这里的，因为女人腿上胶靴的位置高过了眼睛，跷在了头上。女人的眼睛会越过胶靴和对面的额头，向上一直通向猫的眼睛。把它赶走，那些女人说，把它赶走。格里高说，没关系，它看不见的，没关系。猫则在竖着耳朵看着。
    完后那些女人会浑身是汗地站在桌前，手臂上担着一件灰棉衣。她们在保管员的花名册上找自己的名字签上字。猫从不等到女人们的手签完字，它从房顶爬出去，穿过院子的铁丝卷跑进车间。
    猫的眼睛里有一幅画面。所有人都能看见所发生的事。大家都在谈论，谈论刚刚在工厂里匆匆进行的站着插进去的和躺着插进去的爱。就连谈论这个爱也是匆匆进行的。所有人的手都放在猫走过来时摆放的铁丝上没有动。因为没有一幅画会长时间地待在猫眼睛里。很快就会有另一幅画面进入猫的眼睛。在下一幅画面中，每一个嫉妒都知道，每一个女人脸上的油斑都知道，出现在猫眼睛里的将会是她们自己。春天或秋天，当棉衣破了线，当肘子的部位绽开了口子，当风要么冷要么热地掠过油毛毡顶，穿过栅栏吹到凯旋广场上，其他人就会盯着看，因为猫会带着那些此刻站在编织机前自己大褂下的大腿，赤条条地、叉得很开地、位置比脸还要高地穿过工厂的院子。
    每年只有一个星期，猫的眼睛里不会携带画面，那是它为被自己吃掉的幼崽儿伤心的时候。女人们说，谁如果走运，能在这个盲目和转瞬即失的星期被匆匆的爱迷住心窍，就不会在工厂里被人发现。
    只有贿赂女门卫才能知道，这个星期出现在什么时候。贿赂她的人很多。所有的人，女门卫说。而且我会在日历上做标记，她说，其实我对每个女人完全是随口瞎说的。
    女人们蜂拥而至，带着简短地插入抢先进入那个虚假的伤心之周。
    然而由于在真正的伤心之周，车间院子盥洗室办公室之间的爱如同一团乱麻，因此苟合的男女们便纷纷落入门卫，清洁女工，工段长，锅炉工的视线中。有一个小小的区别：在真正的伤心之周，由于猫的眼睛里没有画面，因此每一场爱都是一个谣言。
    女人们的孩子长得都像格里高，女门卫说。谢天谢地女人们不带她们的孩子到工厂，我从来没有看见她们的孩子同时出现过，都是先后看见的。有高有矮，有瘦有胖，有黑有金黄，有男孩有女孩。如果他们都站在一起，人们就能看出来他们是兄弟姐妹。长得完全不一样，女门卫说，但是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块巴掌大的格里高的影子。
    女人们的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患上失眠症了。医生都说是机油造成的。这些孩子们会在工厂的旁边长大几年。
    但是总有一个时间，女门卫说，他们会来传达室找他们的妈妈。很少有什么非找不可的理由，大部分没有理由。
    这些孩子们会站在那里，女门卫说，紧靠着传达室，告诉她他们是谁，好让门卫喊他们的母亲。他们站在那里，胆怯地把指尖放在脸颊上，既不看男门卫也不看女门卫。当他们说自己是谁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捕捉到的唯有这些铁丝和铭刻在心中的院子。他们心不在焉地看着。他们站在那里的时间越长，脸上那块巴掌大的格里高的影子就越加从脸上显现出来。
    在大汗衫和小汗衫上，在大裙子和小裙子上，在及膝盖的袜子上，女门卫看到了锈斑。当这些小的，长高的或者几乎已经成人的孩子们紧挨着传达室站着，等候着，女门卫看到了长成齿形的锈斑——每个孩子在衣服的某个地方都有一块干巴巴的破碎的叶子形状的锈斑。
    母亲们的手弄出来的锈斑，也就是吃饭前给男人的汤里搅拌进西瓜血的那双手。黑色的指甲圈在洗衣服时溶化了。衣服洗完后，锈迹不是在水里，也不是在泡沫里，而是在布料里。女门卫说，在风里晾干也好，熨烫也好，去污盐也好，都不管用。
    那些无辜的兄弟姐妹们，那些格里高的孩子们，即便过了十年，女门卫也仍然能认出他们。然后数吨的铁锈和铁丝网从大门运了出去。然后又有数吨的铁锈和铁丝被重新编织成网，在青草还没有寻找到生长所需要的阳光之前，在同样的地方堆积起来。那个时候这些孩子也会在这个工厂工作，尽管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希望过。他们到这儿来，因为他们不知道往下该怎么办。他们从鼻尖到鞋尖都找不到路，因为没有路，他们在贫困中得到的只有穷困潦倒，毫无出路，只有母亲对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的厌恶。他们每次来总是带着那种虽是一成不变但却总是出乎意料的强迫：开始的时候他们动不动就发怒，大声吵吵。但是后来则变得软弱，默不做声，独自闷头劳动。机油的味道依旧刺激，他们的手早已有了那道黑黑的圈。他们结婚，在白班和夜班之间，用有高有低的体位，将已经干瘪的爱插进对方的肚子，然后有了孩子。孩子带着锈斑躺在襁褓里。他们长大，穿上小的，然后是大的汗衫、裙子、袜子。他们也将带着干巴巴的破碎的叶子形状的锈斑站在传达室旁。等候。也同样不知道，他们今后永远不会找到出路，今后永远不会有新的思想。
    格里高的母亲也是工厂的女工。和女门卫的母亲一样。
    钩针放在桌子上。工厂的院子静悄悄的，风有一股麦芽的味道。那边房顶的后面矗立着啤酒厂的冷却塔。塔里有包裹着保温层的粗管子通出来，经过街道的上方，直通河里。管子里有蒸汽冒出来，在白天撕扯着街上行驶的有轨电车。在夜里，它是一道白色的帷幔。有人说，蒸汽有一股老鼠的气味，因为有河鼠在啤酒厂比传达室还要大的铁罐里狂饮啤酒，然后便淹死在啤酒中。
    在第八天，门卫说，上帝造亚当和夏娃后还剩下一绺毛发，于是便用它造了长羽毛的动物。第九天，上帝面对空旷的世界打了一个嗝儿，于是便造出了啤酒。
    传达室的影子逐渐拉长。太阳在凯旋大道和院子里的铁丝卷之间找寻最短的途径。太阳有棱有角，边上被压瘪了进去。在中间，太阳有一个灰色的斑块。
    每年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总有那么几天，传达室上面的扩音器会发出沙沙的声音。每到这个时候，门卫会朝天上望去，然后说，瓦楞板上面的、城市所有屋顶上面的、啤酒厂冷却塔上面的太阳是一个生锈的水龙头。
    大门口的路上有一个坑，麻雀在里面扑腾着灰尘。它们中间有一个螺丝。
    男门卫和女门卫坐在传达室里打扑克。熨斗摆放在桌子的边上。门卫向领导报告了那个大拇指有伤的男人，他没收了他的熨斗。大拇指有伤的男人明天会得到一份书面批评。
    麻雀在车间里蹦蹦跳跳。它们的脚和嘴被机油弄得黑糊糊的。它们在啄食葵花子壳，西瓜子和面包渣。当车间空无一人，口号上的字母便会显得特别大。工人，光荣，党，光线会在更衣室的门上伸出长长的脖子。身穿红色汗衫脚穿厚跟鞋的侏儒用一把满是油污的扫帚在满是油污的地面扫地。他身旁的编织机上有一个西瓜。西瓜比他的头大，瓜皮是深色的，有浅色的条纹。
    光线横着照在通往工厂院子的门上。猫坐在门旁边，在吃一块肥猪皮。侏儒透过大门朝院子里望去。
    灰尘在无缘无故地飞舞。门发出咯吱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