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回我们小小的唐楼公寓，为我煮饭煲汤。直到毕业工作了一年多，才渐渐来得少了，说是我该真正自立，她也想要自己的世界。后来便将那套公寓也转到我名下。而那时候我是那么忙，新的节奏，新的挑战，采访、调查、写稿、截稿死线，全新世界在面前展开，万花筒一般让我眼花缭乱，浑然不觉自己在得到一些，也在失去一些。

    如果不是那次调动，人生轨迹本该是无意外地清晰可见的。

    在报社工作两年后，我得了一个小小新闻奖，因为这个奖我升了头衔成为高级记者，同时也因为那篇得罪人的稿件，被调离时事新闻，去了突发组。

    自是不忿，但也了解面对权贵，人生不公本是如此。何况总编答应了，过个一年半载压力小些，便让我回来。于是也就安心轮班，抬着相机跟一班男人蹲医院，守法院，必要时在路上飙车赶在警察消防员同行前到意外现场——幸好当时已经考取了摩托车驾照，心又狠，一个多月来倒是成绩不错，奖金也比旁人多些。

    至今犹记得那年夏天，澳门雨水特别充沛，不过八月初旬，已经打了两次台风。风刚过，雨还哇啦啦下著，满天满地阴沉沉湿漉漉的灰暗色调。那周末本不是我轮晚班，同事生病我便替了他。到了夜晚，雨稀稀落落倒是停了。凌晨一点多快下班时，热线组传来消息：有人爆料亚美达街宝华大厦怀疑发生入屋打劫。地点离我最近，我一听便赶着去了。

    宝华大厦是旧式唐楼，保养得不错，外墙刷了一层枣红，在这一片住宅旧区中显出异样的艳色。去到楼下时没有警车，也没见到行家，看来我是第一个到达的人。大门是老式铁闸，正好有住客入内，我放下长发，将相机藏入挎包，紧随着跟了进去。

    消息说事发地点在三楼，一层层楼梯盘旋上去，走廊昏暗地朝两头伸延。307。我顺着门牌号疾走到尽头，门框上的灯没开，阴暗中看得出门半掩著，里头隐约传来低低的呜咽声。

    「有人在吗？可以进来吗？」我将相机取了出来，一边绷紧了神经。

    屋内没有回应，只是呜咽声似乎更大了些。我取出随身带的笔，戳开虚掩的门。

    一室的幽暗，只从窗外映入淡淡一点光。我犹豫了下，进去拍照当然取的是第一手材料，但也可能被扣上非法入侵的帽子。这时里头呜咽夹着呻.吟，变成暗哑的低喃，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但确实是女子的声音。

    我一咬牙，跨了进去，二话不说先是举了相机拍照，闪光灯亮起，强光打在这拥挤的客厅里，也打在卧室门边的身影上。

    「阿 sir。」那身影忽然间扑上来，那么快，极力地抱住我的腿。「阿sir、阿sir，我被人强.奸啊……我被人强.奸……」

    我只觉得被冻住了，竟是动弹不得。勉力地往下看，昏暗中只见一双空洞洞的眼睛，透过凌乱的长发望着我、又像望着虚空，似人似鬼，嘴里翻来覆去只喃喃念着那一句话。念着念着，声调渐渐尖锐起来，最后竟然像索命似地凄厉，抱住我大腿的双手勒得死紧。令我也仓皇而疼痛起来，手中的相机无论如何再摁不下快门键。

    等回过神我才发觉自己抱住了半裸的她，我不知道，或者我只是无论如何都冀望止住她的啼哭，因为那声音像凿入冰块的钢锥一下下钻入我的脑仁。我蹲下来，沉默地搂住她。凑得近了才看见她脖子上一圈青紫色指印，底下是撕得零零碎碎的白裙，在外头灯光下显出破败的颜色，就这样，那白布料上的血迹仍触目惊心，从房门口直延到客厅来，拖出淡淡一条痕迹。我咬住自己的手背才没让自己跟着女孩尖叫出来。任由她的双手揪住后背。空气中飘散著一股混合汗酸、体臭和类似铁锈的奇怪味道。

    到警察、医护人员陆续抵达，事后回到家，我才从浴室镜内看到自己后背上一排排青肿的指甲印，一整个星期都退不下去，仿佛她的一部份痛转移到同为女子的我身上。

    怎么说呢，纱织。入突发组的时日虽短，但我不是没见过血腥。毕竟去的总是车祸现场、火灾遗址或者跳楼自杀者的脚底下，不是没见过血淋淋的残肢扭曲的面孔，只是再没有一种□□哭喊带着那样惨烈的怨恨。这股怨缠着我，不时入梦。

    因为这件事我被採訪主任一顿痛骂——第一个抵达现场竟然只拍了几张现场图，白白累报社赔了爆料的钱。训著训著，见我精神恍惚，想一想竟突发慈悲放了我一周假。

    待恢复上班，案情已经逐渐明朗。再简单不过的事发经过：女孩随朋友参加派对，结识了主要涉案人，相邀回住处，结果引进来的不是一头，而是三头狼。如此明了，概括起来不过三五句话，牵扯出来却是连血带肉一团乱麻。

    由于身上有明显施暴痕迹，身上也验出三个涉案人的精.液，案件很快被判定为强.暴，令人吃惊的不只是涉案人手段之凶残，性质之恶劣，还有他们的身份——主要涉案人是助理财务局局长的侄子，另外两个一个出身普通家庭，一个却涉及黑社会背景。舆论譁然。案子很快开庭审理，一审判定三个嫌疑人罪成，三人不服上诉。

    一审结束那天，初级法院门前聚集了黑鸦鸦一片记者，兵分两路一边围住涉案人和他们的律师，一边困住了女孩和她友人。我挤在围困她们的人马中，仗着身高拥到她身边。

    「胜诉了有什么感想？」「对方进行上诉有多少把握？」「要求的天价赔偿是不是太高……」「麻烦看这边……」四面响着纷杂的提问和相机快门声。我看着那女孩。事隔一个多月，她脖上的青紫消退得只余淡淡红印，戴着鸭舌帽墨镜口罩的脸显得那么小而僵硬，动作也是，在包围圈中硬生生往前挣扎，我忽然间仿佛听见那夜她在耳边干巴巴的嚎叫，错将我当成来救援的警察。

    同行们见问不出什么，摄影记者也差不多拍了足够照片，开始惯例递上名片。我犹豫了下，在她从身边搡挤过去时也递了过去。被鸭舌帽压低的脸略抬起，仿佛看了我一眼，收下了名片。那只手柔柔弱弱，跟当天掐青了我后背的，仿佛不是同一只。

    到案件开庭复审已经是十月，涉案人再次败诉，以高额保释金保释候审，并再次上诉總審法院，仍做无罪抗辩。

    复审结果出来后的第三天，那女孩找到我，说她已经无处可去。

    本来就是孤身在澳门工作，朋友、公司同事被记者扰不胜扰，无法再回原来的住所，积蓄也都用在官司上了。她在电话里说。更重要的是，连着三天她都收到恐吓短讯，短讯上只有一幅血淋淋的断腿图片，底下是一行字：你知点做。

    警察呢？报警了吗？我问。

    去